但这一年，对于香山却是载入历史最重要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香山正式以县之名进入了王朝管理体系。从此，香山告别了化外之地的说法，进入了正史。

　　策划/吴森林 文/图 本报记者 杨彦华

　　●建县献策：“便于输纳”背后的政治经济考量

　　1152年，陈天觉已经65岁，他回到香山也快10年了。在官方和民众的共同期许下，他仍然担任着寨官一职。

　　这段时间，与他交往甚密的是东莞县令姚孝资。史载：“姚孝资，绍兴十九年（1149），以右从政郎知东莞县事。治才精敏。下令阖境筑堤护田，水利大兴，民蒙其惠。”明代祁顺作了一首长诗《东江堤》记录了他的政绩，诗歌记录了姚孝资继元祐年间县令李岩修筑大堤之后继续在全境筑堤护田，造福一方。

　　说姚孝资这个人精敏，还不止于修堤，他后来当了转运使之后还把盐务运输收归官办，食盐由官方运送，再发散到各州，此举一是防止了食盐走私，二是减轻了客商转运的艰辛。也正因此，他才有采纳陈天觉香山建县的眼光和远见。

　　当时，香山有两项上缴国家的重要实物需要运往东莞，一是11500海盐（《中兴会要》载为11500石，产量在诸盐场属中等规模），二是278石粮，再由东莞交给广州。

　　当时，淮盐因为战乱被阻断，盐是重要的战略和国家垄断物资。宋高宗接受高卫等人的建议，临时印发广南盐钞二十万贯，以弥补淮浙盐利。因此，朝廷非常依赖广南东、西两路一带的海盐，特别是香山盐场的产量还比较高。

　　但是如此多的盐粮的运输本身就是大问题。香山岛当年还四周环海，地广人稀，岛屿众多，水上盗贼也多，时常有海盗出没打劫，失去重要物资谁也担不起责任。直接从香山运往广州，比经过东莞之后再运往广州，一是减少了行程，二是降低了风险。

　　两人一合计，就用了输纳的理由向朝廷请求香山建县，“便于输纳”成了香山建县最有效的诉求。

　　这一次，朝廷看到了香山的价值，很快就批准了香山建县。

　　●香山立县：进入王朝管理体系

　　绍兴二十二年九月，香山立县。在东莞县香山镇行政区域的基础上，又分割出了南海、番禺、新会三县滨海地区给了新建的香山县。

　　香山县从香山岛扩大到包括古海湾西北岸的海岛和海滩。香山设置10个乡，仁厚乡（今石岐、环城、深湾一带）、德庆乡（今沙溪、大涌一带）、永乐乡（今张家边、库充一带）、长乐乡（今神湾、珊洲一带）、永宁乡（今南朗、翠亨一带）、丰乐乡（今三乡、神湾一带）、长安乡（今山场、前山、澳门、唐家、下栅一带）；从南海县乡划入的地方，改置宁安乡（今小榄、海洲一带）；从番禺、东莞县西部划入的地方，改置古海乡（今黄圃、潭洲、黄阁一带）；从新会县划入的地方，改置潮居乡（今斗门、乾务、白蕉、三灶一带）。

　　建县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建县城。

　　这事让陈天觉又喜又忧，喜的是香山从此进入了王朝体系，可以正大光明发出自己的声音了。忧的是县城选址，关系到千秋万代，弦绷得很紧。

　　香山有名望的乡绅都聚到仁山下陈天觉的家里开会，关于选址的问题出现了分歧。当时可选的地方，一是石岐平原所在的仁厚乡仁厚村一带，二是五桂山南面的平岚平原所在的丰乐乡桥头、平岚、乌石一带。

　　与陈天觉产生分歧的最重要的乡绅是丰乐乡的广南东路惠州通判郑菊叟的儿子郑廷举、郑廷辅。双方都想把县城所在地放到自己的家附近。

　　选址最终定在了石岐，从留下来的文字有两种说法：

　　一是星相说：仁山附近有八座小山，分别是月山（今月山公园所在地）、武山（今西山）、仁山（今孙中山纪念堂）、寿山（一中旧校址）、丰山（南门东北）、盈山（丰山之东）、福山（仁山东南）、凤山（福山东南）共八座小山，武、仁、寿、丰、盈、福、凤山围绕着月山，构成了星相学里有名的“七星伴月”，这样的地方是风水宝地。

　　二是称土说：当时争执不下，大家按古法说土重为贵，然后陈天觉把含有铁砂的土掺在泥土里称，结果石岐的土重，于是建城于此。

　　记者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和实地考察分析，之所以石岐能够胜出，有如下几个原因：

　　一是平岚平原比石岐平原发育得晚一些，而且紧挨丰乐乡的长安乡是金斗湾盐场所在地。两地移民构成不同，石岐移民多半是官宦士人，丰乐、长安移民多是农民、盐民。在建县这种需要投票表决的大事上，石岐这边更有话语权。

　　二是记者在宋城墙东门遗址上发现，城墙底部基石用的全部是赭红色色质地的石头，这种石头取自本地石山，含铁量高。如果拿这种土去称，的确会比纯粹的沙土重。

　　三是古人选做城址的地方，要看交通是否便利，丰乐乡在五桂山和凤凰山之间，没有大河沟通的便利。而石岐旁就是石岐海。

　　经过讨论投票，县城就选在石岐。县志里记录，建县城在香山岛北端，石岐山（今称烟墩山）以东的地方，今天石岐孙文中路西段、民生北路、拱辰路一带，因陈天觉“布铁沙于地以地筑城”，而号称铁城，设县署于仁山下（今石岐孙中山纪念堂公园内）。

　　县址定下之后，陈天觉聘请了曲涌（今福涌）梁溪甫父子五人筑城。曲涌和曹边的梁姓同宗，在福涌的“功建铁城梁公祠”里的《梁氏族谱》里有记载。

　　筑城在当年就开始了，方城正中仁山之南地段是敦武校尉、邕州副将刘必从的祖传宅第，他得知消息后捐献了祖宅以及上百亩土地，自己将一家老小迁到了长洲。

　　1154年县城修建完工。两年后，陈天觉已经70岁了，为了办学，他带头捐献粮食千斛，号召全县的富绅捐资捐物筹建学宫，最终心想事成，将学宫建在了县城东关的莲峰山下。

　　后来，陈天觉的宋城经历了扩充，又经历了战火，明代时又在其基础上重建，宋城最后的岁月是一位叫吴铁城的铁城人为了改造旧城给拆除了。现在只剩下扒沙街西一段东城墙的残垣，高5米多，厚约0.8米，长约32米。残墙上长着一棵大榕树，根须交错，与墙体融为一体共同见证着铁城风云。

　　●前山开埠：市舶贸易体系的要冲

　　与两宋同时代，在欧洲的一端，十字军东征开始于1096年，最后失败是在1291年。贯穿了两宋的整个历史。十字军东征导致的结果，一是让被征国家生灵涂炭，二是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的接触和交流。后来北方游牧民族的崛起开始了野蛮扩张和掠夺。地区间的孤立分割被打破。国际环境对中外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非常有利。

　　1152年香山建县的同时，香山县最南端的前山开埠了，算是应运而生。香山一直是珠江出海口和广东海上交通的要冲。前山是海上贸易的最前沿口岸。

　　宋代中外贸易以市舶贸易占优势，以中外商人为主力，传统的官方朝贡贸易声势不大，朝廷民间非法的走私贸易，因朝廷外贸政策相对宽和，多数时候也不大引人注目。

　　南宋经费困乏，更加依赖外贸维持收入。绍兴十年广州收入为110万贯，占全国九分之一。宋高宗曾两次给广州市舶下诏，第一次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以动以百万计。”之后，又下诏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意思是对外贸易的利润太可观了，动不动收入就过百万贯，所以，要大力加强对外贸易，招揽外商，开埠多让货物流通起来。

　　宋代广州商品北运有两条路线：一是沿珠江、北江到韶州，循武溪经乐昌入湖南宜章；一路沿西江西上封州（今封开）入梧州及湖南各地。南宋时，广州至都城临安的货物，不少沿海北运，水陆联运并未中断。广东转运使林安宅对粤东陆路加以改造，沟通了广州经潮惠到闽南的水陆运输。

　　香山海域是往来广州的中外商舶的必经之地。前山，是海外贸易进入广州的第一站，远道而来的外商在此停靠，增加补给，或上岸进行交易，经过休憩再前往广州。或者继续沿海路向东直抵临安。

　　据记载，进入广州市场的进口货物，南宋时达到了400多种。奢侈消费品有象牙、犀角、珠宝、玛瑙，其他的货物有香料、药材、木材、皮革、布匹，另外还有手工业原料紫矿、苏木、黄蜡等。

　　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珠海及其附近地区发掘到宋代铜钱，打捞到不少宋元时期文物。在南水镇蚊洲岛出土212件元代青瓷碗等，应该是商舶海运时的遗物，说明香山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海外贸易的繁荣带动了本土民间贸易的发展。大量的初始形态的墟市被称为“草市”，即民间自发形成的墟市。在石岐山正南路段，当时开设有十八间商铺，称为“石岐十八间”，商贾、客旅、渔民穿梭其间。大街的西端是石岐津渡码头。石岐津渡的长行渡，北通高沙、大榄沙、南海、广州，南抵金斗湾、濠镜澳、濠潭。陆路的旱道驿站也是以此为起点的。

　　当时为了区别城里城外的人，穿梭在十八间的人称为石岐埠人，城内的人称为城里人、铁城人。可见，住在城内的人还是很有些优越感的。从文化遗存来看，赶墟成了中山人最古老的文化传统，沙岗墟每逢三、六、九，人山人海，这是向古老的石岐埠人致敬啊。

　　●家国意识：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初步形成

　　香山立县后，朝廷对香山社会进行了规范。

　　其一，朝廷加强了香山盐场的管理，专设有“盐场一员”。设立的监修置场官专门管理盐务，将盐民纳入盐籍进行管理。广南路从事海盐生产的盐民分为两类：一类是官办盐场纳入盐籍的盐民，另一类是官盐场之外的私盐盐民。

　　纳入盐籍的称为“亭户”“灶户”“灶丁”或“盐户”。按卖纳盐课数量的差别，“亭户”也有等级之分。相对于盐场的官盐户，盐场以外的盐民其性质为合法的私盐户，可以自营海盐。自营式盐民的利益一旦与官盐利益发生冲突，官府往往以“私盐”之罪名加以惩治。庆元三年（1197年）闰六月广东大溪山岛盐民动乱，时任广东提举茶盐的徐安国曾派人入岛剿抚。

　　其二，建县之后，兴建学宫，从精神信仰层面进行了规训。陈天觉建起的学宫起到了教育和教化的作用。

　　香山是珠江三角洲中土著风俗最浓厚的县份之一，嘉靖《香山县志》对此亦有记载。黄佐记载了香山的风俗：信鬼神、重农轻商、人们喜爱嚼槟榔、沉溺于风水、逝者多年不葬等等。

　　教化是一个复杂的化导民俗的过程。这首先需要官员实施“善政”，取得民众的信任，教化才能成功。陈天觉在这方面具有高度的自觉。他以农为本，不遗余力地开展劝农工作。经过长达十多年的劝农，香山中部农业地带新成田一万多亩，香山农田达到了两万多亩，农户由原先的1000多户增加到了3000多户。丰乐、潮居二乡也扩展到了两万多亩，农户由原先的1000多户增加到了2000多户。

　　通过劝谕和教育使人民遵守礼仪制度，用“惠政”赢得民心，使人民摆脱落后的风俗习惯，向正统的意识形态靠拢。香山人家国情怀形成和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初步形成。

　　这种文化传统一旦形成就代代相传。记者曾在好些年前在陈天觉的后代陈锡伦的带领下拜谒陈天觉的墓。陈锡伦是五桂山的退休干部，妻女跟着亲戚已移居美国多年，但他不愿意前往，一个人独自住在中山。他说喜欢这片土地，也时常会来看看他的老祖先。陈锡伦是最早重新发现“岐澳古道”的人之一，他多次前往岐澳古道探索，并热衷于推介他的发现。后来，他去美国探望妻女时在美国突然离世了，留下了很多遗憾。

　　记者还记得从前那一幕，他站在陈天觉墓前，露出安静而又仰慕的表情。也许他长成了他先祖陈天觉期待的模样，尽管他们隔着800多年的距离，但他们彼此都深爱着对方。

　　总之，香山建县对于香山人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它昭示了中国经济中心南迁、国家意识形态向南传播扩散的过程。香山建县与国家意图控制海盐生产和稻米生产密切相关。建县反过来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海盐生产和稻米生产，香山县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性也由此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