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遗存勾勒出

　　不断延伸的历史轴线

　　“将4平方米的头骨探方分为4个1平方米的亚方，再以2厘米为操作层进行精细发掘，系统采集了1400多份用于年代、环境、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研究的沉积样品，对每个操作层都做高清晰度的三维建模。”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陆成秋介绍。湖北学堂梁子（郧县人）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学术重要性决定了对它的考古严谨程度也非比寻常。

　　这一遗址位于湖北省十堰市，1989年、1990年先后出土2具古人类头骨化石，年代距今110万年至80万年左右，属于早期直立人，被学术界命名为“郧县人”。这也是2022年新发现的“郧县人”3号头骨引发世界关注的重要原因。

　　出于文物保护和为后续多学科研究保留样品的目的，提取出土的头骨上部右侧保留厚约2厘米的地层堆积物，下方保留约10厘米厚的地层堆积物基座。在经过必要修复后，“郧县人”3号头骨化石将被送至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利用专门开发的高精度仪器进行断层扫描、数据提取与形态重建。

　　3号头骨是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保存最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保留了重要的解剖学特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幼平2022年7月曾到达该遗址现场，他认为：“这是一处兼有古人类化石、古动物和石制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面对这样一个平面，可以想象当年人类生活的场景——茂密的森林、丰富的动物群、以锤击法简单加工的小石片。”动物化石同古人类化石一样重要，对于旧石器来说它是非常标准的证据链条，这就相当于新石器的陶片、青铜时代的青铜器，是测年的依据之一。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赵战护将尚义县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称为“北方文明的曙光”，这个北方指的是西辽河流域和燕山南北的广大区域。人类从流动性栖居准备开始转向定居生活，这一转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四台遗址实证了这一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阶段。

　　四台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考古发现房址40余座，可以区分为年代不同的5组文化遗存，其中第一、二组遗存处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介绍：“这是通过多年艰苦的考古工作收获的成果，明确的半地穴性房屋，摆放有序的器物，告诉我们正是从那个时候，北方的人类开始创造宜居的生活。”

　　●“不可思议”的考古发现，产生新的学术课题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用了很多“不可思议”来形容甘肃庆阳南佐遗址。600万平方米以上的规模，相当于两个二里头、两个良渚古城、一个半石峁，几乎是北方地区商代以前单体量最大的遗址。

　　南佐遗址基本确认是一处以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为主体的遗址，聚落中部是由9座方形夯土台及其环壕围成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中部偏北是数千平方米的由“护城河”和夯土宫墙围成的“宫城”，出土了大量白陶、黑陶等珍贵遗存和大量水稻，从多个方面显现出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的气象。

　　宁夏苏峪口西夏瓷窑址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夏瓷窑址，揭示了一个全新的窑业类型，这是首次在浙江上林湖以外地区发现大规模用釉封匣钵口的装烧技术，首次在西北地区发现在瓷胎、瓷釉和匣钵中大量使用石英的制瓷技术，复杂的窑业面貌也反映出两宋时期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说，要从历史的大背景下理解当时的民族大融合。西夏通过吸纳多民族文化产生了很高的文化水平，在瓷器制作方面也有民窑和官窑之分，只是过去发现的少。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不同区域的人们在瓷器的生产管理上、品质的追求上，应该是可以做到同步或者有些区域稍微滞后的，从瓷器生产这样细小的环节，就可以看出文化上的认同。

　　考古发现，一方面可以解决很多过去的问题，同时也会产生很多的“不可思议”、产生新的学术课题，这也是考古的魅力所在。

　　●重大学科进展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久久为功

　　河南安阳殷墟考古90多年来，发现了丰富的晚商文化遗存，实证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早到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也见证了中国古代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的辉煌文化、政治形态以及技术水平，在古代世界中彰显出中国古代文明的独特风格。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殷墟遗址范围的洹河以南和东面的大司空地区发现商代晚期干道；从殷墟西部、今安钢厂区向东贯穿有商代晚期的干渠及其支渠，两者构成殷墟大邑商都城空间的骨干框架。但这样一些重要的现象，在洹河北岸以商王陵区为中心的区域都没有发现。

　　最新的考古探明王陵区有两个围沟，东西并列，各自闭合。综合多重因素可知，两个围沟属于围绕商王陵园的隍壕。“这些发现改变了商王陵陵园的格局，将推动对商代陵墓制度乃至于商文化、商史的研究。”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站研究员牛世山说。

　　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历史学院教授雷兴山说：“殷墟的布局、功能区的划分，包括小屯宫殿区的功能划分，都是大家关心的课题，对于一个城市，它的框架型遗迹，如水系水网、道路、空白地带，都是需要寻找的骨干型遗迹。西周遗存的发现也很重要。商周如何分界，殷墟何时废弃，都是很好的学术课题。”

　　提及云南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介绍，1956年“滇王之印”的出土轰动了考古界，2019年“滇国相印”封泥的发现，表明汉武帝在设立益州郡、赐滇王印的同时，也设立了“滇相”，建立了一套行政管理体系。本次发掘的大型建筑基址、道路、筒瓦和铺地砖等，为寻找西汉所置益州郡的郡治提供了线索，表明郡治就在发掘现场附近。而大量简牍与数百枚封泥相互印证，是反映西汉益州郡行政司法制度的物证，也是云南跨入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实证。

　　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白云翔认为，这是云贵高原地区考古的突破，进一步确认了汉置郡县之后滇王国的存在，是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贡献，“这一遗址发掘已经进行了近10年，这也再次提醒我们，重大学科进展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久久为功。”

　　原载于2月23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