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留学潮，始于中国近代洋务运动时期。自那时起，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各市县，就一直是这一留学潮的领先者。

　　随着“师夷长技以制夷”之理念在中国生根发芽，向外国学习，已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一股动力。自晚清起，中国人赴外留学渐成浪潮，如清末的留学日本热、民国初年的赴法勤工俭学、北伐时期的苏联留学热、民国时期的官派赴欧美留学等等，一波接一波，延绵不绝。上述种种留学热潮，多为官派性质。实际上，在上述过程中，还有大批的赴外留学，是属于自费性质的。民国时期，这种自费性质的赴外留学，虽已遍及全国，但仍以广东省为最。其中，许多家庭送去国外留学者，都是幼童，亦即现在所说的小留学生。有国内学者研究发现，民国初年（1910至1930年代）广东赴澳留学之人数不在少数，达上千之众，俨然形成第一波中国赴澳留学潮流。这些来澳洲留学的年轻人，大多来自珠江三角洲。从澳洲现有的档案所显示出之留学生籍贯来看，他们以来自香山（中山）县、新会县和开平县者最多。这批留澳的珠三角少年儿童，跟十九世纪中叶澳洲的淘金热以及后来推行的歧视和排斥华人移民的“白澳政策”有密切关系。这批档案因为散落在澳洲国家档案馆及多个州的档案分馆，翻译、核实难度大，资料零星分散残缺，至今未为学界所关注。

　　这是一个被历史遗忘的群体，也是民国时期中国人留学澳洲历史的空白。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一百年前那批来自中山的留澳幼童，了解侨乡中山对外教育交流的历史轨迹，从本周起，本报《文化周刊》将分期推出《被遗忘的民国香山留澳幼童纪事》系列文章，敬请垂注！

　　方炳焯

　　这是一个被遗忘了整整100年的老故事。

　　1921年7月22日，香山县沙溪镇永厚村年仅14岁的女孩缪玉兰从家乡起程出发前往香港,她在那里乘坐“获多利”号海上班轮入境澳洲。从此，一个懵懂少女的留学生涯正式开启。

　　现存澳大利亚堪培拉国家档案馆的中国留澳幼童档案显示，缪玉兰是在同乡刘作舟的帮助下，由刘作舟向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提出赴澳留学申请的。刘作舟以自己经营的永兴隆号商铺作担保，并表示可以全额支付缪玉兰在澳留学期间的所有“膏火费”（留学期间的生活和学杂费）。

　　相对于同期的其他留澳幼童，缪玉兰的留学申请出乎意料的顺利。她的书面报告是1921年2月9日交给领事馆的。仅仅在一个星期之后，总领事魏子京就在2月16日为他签发了编号为13/S/Z/的中国留学生护照。三天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就为她签发了入境签证。

　　作为最早的一批赴澳留学幼童，当缪玉兰辗转踏上澳洲大陆的那一刻，距离第一批香山公派留美幼童踏足美洲大陆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缪玉兰是这一波自费留学潮中凤毛麟角的女性。现存档案无法显示这位14岁香山女孩的父母是出于什么考虑同意自己的女儿赴澳留学的。因为她的父母并没有像大多数留澳幼童的家长那样在澳洲谋生，而且他们一直生活在乡间。担保人刘作舟与缪玉兰是否有亲戚关系，档案并无涉及。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刘作舟早年赴澳谋生，当时定居在鸟修威省东北部靠近昆士兰州，距悉尼约有130公里一个叫做天架的小镇上，经营着一家名为永兴隆的杂货铺。

　　1921年8月8日，缪玉兰正式入读天架镇上的公众学校。

　　在学校学习期间，校长毕伟斯对这位来自中国广东乡间的女童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每学期一次例行给家长的报告上，毕伟斯校长曾经留下这样的评价语。他认为缪玉兰：很好学，求知欲强，进步快，数学成绩不错；着装得体清洁，行为规范，除英语课程有些困难外，这个女孩其他学科都能应付自如，学习成绩令人满意等等。不难看出，校长对缪玉兰的喜爱溢于言表。

　　很可惜，因为身体的原因，缪玉兰不得不经常缺课，以至于到了澳大利亚政府规定的留学年龄上限，缪玉兰仍在全力以赴准备完成最后一年课程和拿下中学毕业证书。正在这个时候，她收到了乡下父亲病重的消息，不得不决定临时启程回国。

　　1931年10月14日，她从天架镇赶赴悉尼，在那里匆匆登上了驶向香港的“吞打号”班轮。此时，缪玉兰离开家乡已整整10年，尽快见到病榻上的父亲，是这位24岁少女此时唯一的念想。

　　在离开澳大利亚之前，缪玉兰曾经郑重地告知当时的中国总领事陈维屏，自己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回中国探望完病重的父亲之后马上赶回来完成学业。澳大利亚政府内务部考虑到缪玉兰的特殊情况，罕见地作为特例批准了她的请求。之所以说这个批准是罕见的特例，这得从20世纪初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推行歧视和排斥亚裔尤其是华人移民的“白澳政策”有莫大关系。由于“白澳政策”的实施，导致20世纪初年之后，在澳华人人数急剧下降。一些从19世纪中叶淘金热开始甚至更早期来到澳洲谋生的华人，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留下来继续在这里打拼和发展。

　　当生活慢慢安定下来之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开始陆续回国娶妻生子。即便如此他们的妻小也只能留在国内的乡下，不能自由地前往澳洲团聚。当年来自香山的华人大多数都居住在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昆士兰州、西澳大利亚和南澳大利亚等州。

　　在拼搏多年，稍有积蓄，生意也开始有所起色之后，家人团聚，将子女及族中子侄接来澳洲接受教育以便将来接掌生意等问题，便成为了这一代华人拓荒者不得不考虑的现实与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少年留学生穿越南太平洋前往澳大利亚留学，便成为了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五邑尤其是香山等地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尚。

　　缪玉兰是在已经发现的上千份留澳幼童档案中为数不多的女性，而且允许超出留学年龄上限的她在回国后继续入境澳洲进修完学业，是不是还有某种特殊原因？到目前为止，试图发现和延续这个故事特别之处的种种努力都无济于事，因为故事到此戛然而止。如今仍然完好保存在澳洲国家档案馆里的幼童留学档案，再也没有发现缪玉兰重新入境澳洲的任何记载，缪玉兰成为了谜一样的存在。

　　这仅仅是从1910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930年代末前后20多年，众多香山赴澳留学幼童中其中一个最普通不过的故事。事实上在已发现和整理的上千份幼童档案中，香山幼童大约有200多份，占了已经发现和整理档案的三分之一。这200多位香山留学幼童的档案，至今还散落在澳洲国家档案馆以及各地、各州的分馆当中，还有许多档案没有来得及整理和对外开放。实际上赴澳自费留学幼童数量会远大于目前的统计数。这一波留学潮究竟有多少人？幼童最后的人生故事如何？为什么时至今日，近代中国留学史、华侨史、地方史对这一批留澳幼童几乎没有任何记载和评价？为什么整整100年之后才得以因为一位华裔学者的偶然闯入，这批幼童的事迹才得以进入我们的视野？事实上即使是在今天，在整个史学界，留澳幼童依然是一个陌生的存在；在幼童的故里甚至他们的族亲中间，这些幼童依然是一个巨大的谜。

　　相对于近代中国之前的历次留学运动，就目前所发现的档案而言，留澳香山幼童当中大多数人的故事都显得很平淡甚至毫无精彩可言，但是如果我们离开传统史学的宏大叙事范式，从平民史、区域史的角度看，赴澳留学幼童的故事也许会为我们打开一个认识一个世纪前香山人和香山社会是如何联系与互动的全新窗口，找到解码香山族群的某些基因片段。

　　面对这些100多年前只身漂洋过海，远赴他乡自费求学，最后却寂寂无闻甚至被历史所遗忘的香山留澳幼童，我们是不是发现得太晚了？

　　主要参考资料

　　●《民国粤人赴澳留学档案汇编（中山卷）》 粟明鲜

　　●《澳华家园》视频节目 维钢、粟明鲜

　　●《千余份档案中窥见百年前中国人留学旧影》 新民晚报记者姜燕

　　●《民国粤人赴澳大利亚留学档案全述》 粟明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