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建设制造强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再度成为热点话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数字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国家信息化发展的新战略，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谋求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持续发挥数字经济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服务、支撑和保障。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依靠信息技术创新驱动，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对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得到深刻变革，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新的经济形态。只有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才能推动数字技术在经济领域的充分运用，充分释放数字经济的潜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前，以信息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新模式，正在形成带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巨大动能，也必将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带来巨大机遇。数字经济逐渐成为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关键力量，为我国有效应对各种经济风险和经济运行下行压力提供了重要动力。

　　■推动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和公共服务高效化

　　建设“数字中国”是推动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和公共服务高效化的重要手段。推进建设“数字中国”，一方面，构建起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治理体系，通过数字技术在政务方面的广泛应用，加强了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健全了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机制，推进了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将有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加强各部门、各层级之间的联系，真正实现以民为本的社会公共服务价值。

　　数字治理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类数据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支撑作用，为正确决策、科学决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当前，“数字中国”建设取得了巨大进展、成效显著，但现阶段我国数字治理建设还不成熟，主要存在缺乏数字治理的顶层设计，有的地方对数据依然不够重视，数据对外开放、对内共享进程缓慢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需要提升政府的数据治理能力、深化数字政府建设，从而推动传统政府治理向数字政府智慧型治理转变。

　　■运用信息技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建设“数字中国”，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有效途径，是运用信息技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有力措施。数字技术在民生领域的广泛应用，有利于合理配置和调整民生资源，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加快建设“数字中国”，让“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等项目落在实处，将给百姓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便捷。

　　新时代发展数字经济，最终落脚点是要为人民服务。一方面，发展数字经济在坚持以人民的需求为导向的同时，需要降低群众为享受数字化服务而付出的成本，让数字化服务真正惠及大众；另一方面，推动数字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丰硕果实。为此，需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推出一系列针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在最大的范围内让利于民，使广大消费者的通信成本逐年降低，使数字化服务进入千家万户。

　　■在数字化浪潮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推动“数字中国”建设，在数字化浪潮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创造人民美好生活，是关系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战略抉择与必然要求。

　　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看，数字化发展促进了信息领域、通信领域等技术研发，为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创新动力；从经济结构的角度看，数字化发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经济基本结构，为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从人才资源的角度看，数字化发展催生了对科技人才的需求，为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智力支撑；从法治建设的角度看，数字化发展推动一系列法律法规与规章制度的出台，保护了公民基本权利与合法利益，为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法治保障。所以，将数字经济发展融入国家建设的各领域、各维度、各方面，从而发挥数字经济对实现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助推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鹏：暨南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蝶欣：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助理；本文系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22A1515010190>、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四五”规划智库课题<2022GZZK21>阶段性成果）原载《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