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0日，中共广东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在广州召开。省委明确“锚定一个目标，激活三大动力，奋力实现十大新突破”的“1310”部署，是紧跟总书记、奋进新征程的坚定态度和郑重宣示，是把握大局、顺应规律、立足实际的科学布局。

　　改革开放以来，中山市抢抓历史机遇、勇立潮头，现代化建设取得阶段性重大发展，其强劲动力正是来源自改革、开放、创新。当下，正值中山市经济结构调整以及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山实践的关键时期。奋进新征程，我们要深刻领会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精神，将全会的科学布局转化为中山市现代化建设的施工图、任务书，把握规律、把握主动，更积极地激活“三大动力”，再造新征程中山现代化建设关键新优势。

　　建设和谐稳定的基层社会一直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为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提供基础保障。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升我市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对于我市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近年来，我市基层社会治理成效显著，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的基础较好。自成为全国首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以来，我市6次荣获“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地市”称号、4次捧回“长安杯”。

　　当前，我市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首先，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建设正加快推进，中山作为省级改革创新实验区，不仅要全面连通大湾区各城市，更要全面对接深圳等东岸城市，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全方面各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进基层治理一体化进程。其次，高流动、高素质、年轻化的人口结构使我市基层治理难度不断攀升。我市产业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员，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市常住人口为441万人，其中流动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58.5%。从人口受教育程度来看，我市每10万人口中拥有的大学程度人口13356人，排名全省第5。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我市15-59岁人口占比为75.44%，在全省排名第3，是“最青春”的城市之一。高流动、高素质、年轻化的人口结构给中山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人才红利，同时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超负荷承载，治理难度随之加大。再次，中山市已经形成了由基层党组织、地方政府、自治组织、服务中心、经济组织、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等组成的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同时，疫情防控期间，社会治理的各个主体通过多种媒介形式，共同传达或塑造了一种社会集体意识，居民之间的联系在短期内得到强化。 在后疫情时代，要进一步思考如何将这种治理模式延续下去，如何协同多元主体开展社会治理，真正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踏上新征程，中山市应在基层治理方面锐意进取，结合城市经济社会基础与高质量发展目标，进一步理顺基层治理思路，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体系，切实提高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第一，以政治强引领，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力。疫情防控期间，作为治理基石的基层党组织作用突出，然而其政治功能与组织力薄弱的问题也较为显著，成为限制其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为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我市在疫情防控期间高位推动百个机关企事业单位联系百个村（社区），千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党支部联系千个村（居）民小组党支部，市直各部门和镇街积极行动开展“双联双助”，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与组织力得到加强。在后疫情时代，要进一步探索“双联双助”的常态化运行机制，推动“双联双助”走深走实，实现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力量共融，以高质量党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格局。

　　第二，减负、赋能，加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当前基层工作负担重的问题较为突出，以社区为例，中山市每个社区平均常住人口约1.5万人，包含“两委”成员、网格员、居民小组长等在内的社区工作人员约15名，社区队伍力量薄弱。然而，除了自治和自我服务，还要承接上级政府机关指派的各项任务，工作应接不暇、不堪重负。同时，“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政策规定没有真正落地落实，基层治理主体对于涉及本区域重大决策、重大规划、重大项目的缺乏参与权和建议权，基层行政执法中存在大量“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问题。为加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我市应加快落实基层减负与放权赋能。我市已经印发《关于建立村、社区行政事务准入制度的通知》《中山市村（居）民委员会工作职责事项指导目录》等，全面规范进入村、社区的工作职责、工作任务、工作机构等。要切实通过“准入制度”与“职责事项”为基层减负、赋能，还应用好基层治理的指挥棒，改进基层考核评价，进一步明确未列入职责事项的工作，部门不得以“一票否决”和签订“责任状”、分解下达指标、评比验收等方式，把工作责任和任务转嫁给镇街承担。同时，要梳理权责，对乡镇（街道）和部门派驻机构服务过程中存在权责交叉的领域、职责重叠的部门、业务流程繁琐的环节和法定权限模糊的事项，按办件逻辑、法律规定分类归集，明确执法主体、厘清执法边界、规范执法程序。可以通过编制流程清单，形成“权责集中、功能集成”的治理闭环，解决相互推诿、扯皮、多头管理等问题，实现从“看得见、管不着”向“管得着、治得好”转变。

　　第三，完善自治、法治、德治，推动基层治理的“三治”合力。在自治方面，当前我市村、社区建立并积极推动社区议事会、议事厅等自治平台的积极运作，完善村（居）民委员会为主体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群众自治提供相应的资源与条件。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创造自治的参与环境、培育群众参与意识、提升群众参与能力、拓宽群众参与途径，建立集体决策和共同参与制度，加强公共选择和公共博弈，实现责任共担、利益分享、权力协同。在法治方面，我市积极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如深化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实施“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以及做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工作等。同时，针对我市农村集体经济规范化、法治化程度不高，从而限制其转型升级的问题，各镇街相继出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管理办法，将村集体经济纳入法治化轨道，促进农村集体经济更好地可持续发展。但同时要深刻认识到“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的深刻内涵，运用好调解这一东方经验，加强矛盾纠纷的源头治理，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在德治方面，要运用传统文化和道德文化的力量进行基层治理。文化和道德的力量是内在的、持久的，也需要长期的培育与引导。我市每年举办的“慈善万人行”活动，就是归纳价值传统、凝聚价值共识的社会道德文化培育。同时，还可以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广泛开展社区邻里互帮互助活动、推动开展志愿服务和志愿文化建设等方式，久久为功，培育传统文化与道德文化的力量。

　　（作者供职于中共中山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