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山市文化艺术中心上演“永远的梁祝”——刘霄小提琴独奏音乐会。他与我们分享了自己的音乐体会。

　　名师出高徒

　　能在适当的阶段，遇到合适的老师，这对一个人来说，是相当幸运的事。

　　刘霄的第一位老师是他的父亲，歌舞剧院的小提琴演奏家、当地有名的小提琴老师。“他非常严格。”这使刘霄从小打下坚实的“基本功”，无论是在做人还是在音乐。当学琴之路由业余转向专业，他又幸运地遇到了中国小提琴教育泰斗林耀基。“他是一个先驱。”通过林耀基，刘霄得以接触到国际舞台的前沿信息。

　　留校任教一段时间后，刘霄出国留学，不久后拜于国际小提琴大师Midori宓多里门下，对方兼容并蓄的风格进一步开阔了他的视野。“她教会我如何去思考问题。”刘霄说，到了一定程度，演奏家比拼的已不再是技巧的娴熟，而是每个人的选择，即如何用更好的方式去诠释音乐。对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

　　Midori宓多里本人是亚裔，虽在西方古典音乐领域浸淫多年，但始终保有东方人的思维习惯，这让她得以能用一种“他者的眼光”来帮助学生发现问题。“她给予我很多过来人的经验，分析问题时也特别深入细致。”

　　年仅24岁时，刘霄便成为中央音乐学院最年轻的小提琴教师。从为学生制订标准，到同为音乐分享者，他也将自己从恩师身上学到的理念毫无保留地传递给自己的学生。“我们是音乐的制造者，而非动听音乐的享受者。”专业的耳朵更需要有辨别的能力，理解音乐的标准。

　　好听的标准

　　何为“好听”？

　　刘霄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人而异。比如，西洋音乐本身强调穿透力，这意味着它必然有刺耳的一面。它就像辛辣的味道。不是每个人都受得了或喜欢这种辛辣。像中国的琵琶，它从材质选择上就在刻意追求压低音量、体现弹拨优雅。因为它最初是伴奏乐器，过于响亮，犹如平地惊雷，那不是聆听者想要的效果。而经常在室外演奏的唢呐却是另一种极端，倘若不够尖锐，周围的观众就可能听不见它。因此，好声音的标准，要从听众的需求出发，与演奏的环境也有很大关联。

　　那么，在演奏中，一把名琴是否“有所加持”？刘霄本人也曾使用过由制琴大师G.B.瓜达尼尼于1740年制作的千万名琴，以及首位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大赛金奖得主、著名美国小提琴家奥利维拉使用过的Gagliano加利亚诺名琴。

　　但相较于一般演出宣传对名琴价值的强调，他本人倒是对此没有特别在意。他认为，听众最终还是受演奏水准和内容影响。“就好比一个嗓音特别洪亮，但满口空话，一个嗓音略显黯淡，但讲的都是真话，你认为哪个人的发言更值得欣赏？” 他说，“只要琴是健康的，能够保证演奏正常完成，选择使用哪一把，很多时候是演奏者自己的感觉。希望大家更多关注在情，而非琴。”

　　现场的意义

　　尽管我们对小提琴已不再陌生，但在其浩如烟海的作品中，能为普罗大众所熟知的曲目依旧只是一小部分。作为演奏家，刘霄感觉有义务为大家介绍更多。他首演了许多中国现代原创作品，如杜鸣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叶小纲的小提琴协奏曲《最后的乐园》芭蕾舞合作版等。

　　在中山市文化艺术中心上演的“永远的梁祝”——刘霄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是刘霄近年来经常演绎的曲目，其中有一半是中国原创经典作品。 如《苗岭的早晨》《梁山伯与祝英台》《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丰收渔歌》等。

　　在刘霄眼中，这几首作品既融合西方音乐立体丰满的和声音效，又发挥了小提琴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技巧，在内容上也立足中国文化，向世人展现了中国人的精气神。

　　“我感觉中国音乐有点像标题音乐，常见有故事性的表达，或者说其音乐灵感本身来源自某则故事。”刘霄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典型例子，在旋律中，你可以明显感受到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话，同时具有起承转合的故事情节。由此可见在中国文化中，文学对音乐的强大影响力。

　　而西方古典音乐最初是为上层建筑服务而诞生的，体现了人们对信仰的表达，它不完全是叙事性的，如巴赫的对位，具有许多形式化和象征性。刘霄认为“从某种角度看，这种手法特别像中国的古诗，比如绝句律诗，使用典故等”。

　　这种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很值得玩味。“我第一次去法国时，遇见当地人把米饭当作一个菜来呈现，而不是像我们这样当作主食。”这让刘霄很是触动。不同文化对同一事物的解读，孰对孰错，并不重要。原来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而要想真正理解某种文化，必须深入对方的生活，要想欣赏真正的音乐，也需要莅临现场去聆听。

　　“只是，大多数人接触西方古典音乐仍是从录音开始，很多人第一次听现场音乐会，往往感觉失望，或者抱怨声量太小。这是因为CD里的表现太完美了。”刘霄说，现场演出犹如在拍照时关闭“滤镜”，纵然不完美，但真实难能可贵。此外，现场演奏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这何尝不是值得我们去细品的地方？本报记者 廖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