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中国人的孩童时代_《中山日报》数字报

　　策划/本报记者黄启艳

　　文/本报记者杨彦华

　　图/本报记者孙俊军

　　在分别与冷启迪和吴娟聊起她们近日共同出版的新作《栖于桑林——从<诗经>走进中国人的孩童时代》（以下简称《栖于桑林》）时，她们二人不约而同从刚刚上演的两部电影聊开，冷启迪聊的是《长安三万里》，吴娟聊的是《封神》，无疑，这两部电影都与《诗经》相关。冷启迪谈到了《长安三万里》开篇里李白吟诵《黄鸟》，《黄鸟》里讲到了秦穆公坑杀三位贤良为他殉葬，她惊异于编剧对于《诗经》的熟悉。吴娟聊到《封神》里周武王在朝歌战败逃回西岐时扑面而来的是金黄的麦浪，此景让她十分震撼。

　　这些远去的历史都能在《诗经》里找到相应的诗歌，而远去的诗魂到底会给今人带来什么启示？这正是她们想通过《栖于桑林》想要表达的。《栖于桑林》从自然和人文的角度解读《诗经》，分为“物语”和“心经”两部分。前者为吴娟主笔，后者为冷启迪主笔。

　　归去来兮草长豆稀

　　吴娟离开媒体做自然教育已经接近9年，甚至更长，那时候她的儿子丁丁还只有四五岁，跟着她一起去自然界看山、观察植物、去认识各种鸟类，大部分时间母子两人都以“放养”的状态在自然中恣意生长。

　　如今，他们的家从城里搬到了旗溪。他们住在一栋从村民手中租来的两层楼房里，养了一条皮毛黑白相间的狗，看不出来品种，大概是土狗。门前有她从农场里租来的半亩地，她用简单的枝条围了个篱笆。地里长满了植物，乍一看，全是草，仔细看里面有很多叫不出名的植物，但是她都认得。地里有一个不规则的小池子，自己挖的，非常小，叫它豆池非常贴切。里面种着几株稻子，都让虫子咬得七零八落了。豆池里还种着她后来经常举例的荇菜，《诗经》里有专门说荇菜的诗，据她介绍，非常好养，开出来的花是黄的。有时，她把植物带到课堂上作为奖励给大家。栅栏门口攀爬着几株藤蔓，她扯出一株说那是舒婷笔下的“凌霄花”，对，就是《致橡树》中的凌霄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

　　无论如何，看着眼前的土地和豆池，都会让人想起陶渊明在田园里的耕种，“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显然，她和陶渊明一样并不在意豆是不是要长得好，她在意的是能不能自在。

　　吴娟和冷启迪二人2006年复旦大学毕业后同时来到了中山。她们彼此相携，共同渡过了很多难关。吴娟做自然教育以后，冷启迪经常友情出演帮她。从2019年开始给热爱自然的人们开课讲《诗经》，起初是源于被《诗经》里自然纯朴的日常生活所吸引，她们通过《诗经》里的物来跟现代人的生活产生联接。

　　在过去的三年里，全球的疫情几乎改变了整个世界。很多人被迫停下脚步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对于写《栖于桑林》的两位作者来说也遇上了自己的问题，吴娟患上了抑郁，冷启迪遭遇上了情感困惑。其间，还包括了两位复旦校友的病逝。这本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在采访中，她们都谈到了《诗经》给予她们的治愈功能。

　　在过去三年里，她们用自己的方式解读《诗经》。解读《诗经》变成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她们重返早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花费时间去思考从前走过的路和今后想要走的路。吴娟把重点放到了《诗经》里出现的动物和植物，冷启迪把重点放到了《诗经》里具体的人。因此，这就有了她们各自的那一部分，吴娟的叫“物语”，冷启迪的叫“心经”。

　　思无邪在悲苦的世间真诚地活过

　　《物语》把目光放到了自然中的万物，她说，“我的文章里面写到了很多跟孩子相处的一些事情。当我们了解中国文化中关于孩子成长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今天的孩子，就会觉得今天的孩子很可怜，他们其实需要自然，因为人本身就是从自然中走出来的，这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诗经》可以说是刻在中国人记忆里面的文化基因，自然是刻在人类成长基因里的，我们的孩子是需要自然的。”

　　她认为，《诗经》的核心精神就是“思无邪”。思无邪非常接近于人类的孩童时代，孩童是真诚的。《诗经》真实再现了中国文化最早期的样子，你了解它也就是了解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了解冰山下面的文化，但是当我们去读《诗经》，我们就能够看到中国人骨子里的一些东西。所以，读《诗经》不仅仅是了解中国历史，还是了解我们自己。思无邪就是我们文化里最初的模样——自然、真诚。

　　从文化渊源来比较《诗经》与《荷马史诗》，《荷马史诗》关注的是人与人、人与神的关系，他们并不过多关注自然；而《诗经》更关注自然，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定是在自然状态下发生的。

　　吴娟聊到《封神》里周武王在朝歌战败逃回到西岐时，电影里出现金黄的麦浪。此景让她感动落泪，这与普通的情感不同，她看到的是麦浪里的理想社会。金色的麦子和顶着黄花的荇菜，象征着丰收、温暖，以及土地给予人类的厚爱。

　　就算是读《诗经》，你也会发现人世间苦难是居多的，但《诗经》教给我们的是跟随苦难，接受苦难，正视苦难。“像《七月》里面呈现的就是那些为贵族做华丽衣服的人，他们自己是没有衣服穿的，但是当他们去收割麦子的时候，虽然麦子是敬献给贵族的，但他们收割麦子的那个当下是很喜悦的。在诗的前半部，描述的是农活，你能感觉到他是很喜悦的，诗的后边会有一句很悲伤的话，但这悲伤的话不影响他跟自然相处。所以你能看见人世间的矛盾。”

　　《七月》是悲苦的，却带有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土地带给他们的自信、确定、坚实的感觉。

　　在水一方爱一定是具体的

　　西周时代的召南、周南所在的汉水上游正是冷启迪的家乡所在地。小时候她听父亲说起过那里是《诗经》的发源地之一，但是她并不在意。在年轻人的心里，那是一个正在衰微的汽车之城，住在城里的人也毫无诗意，他们每天朝九晚五平淡乏味，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坐在一起打麻将。她想逃离那样的地方。

　　再细读《诗经》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这时，她才真正意识到了她的家乡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有过影响后世中国的文化，她在《诗经》里重新认识了汉水。《诗经》里的召南、周南，特别能够代表儒家传统文化里面那种中和的思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诗经》中的召南和周南所处地域，是西周时代最重要的聚居地，也是汉文化的起源地。召南、周南是召公、周公所辖之地。《诗经》的十五国风中，所收召南、周南之风皆有平易之心，温柔之气。比如“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诗风，她开始思索人与地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她想把这样的关系从概念中挣脱出来变成非常具体的人与物。

　　冷启迪对这样的观点比较认同，“因为知识分子长时间里都喜欢抽象的概念胜过具象的事物，所以他往往难以对具体的人表现出关爱。在他们的想象中，抽象的人是美好的，抽象的人存在于理念中，具象的人都是有缺陷的。但是，真正的爱一定是对具体的人的爱。”

　　所以，她关注的是诗经里具体的人。比如，她在《心经》里写到的“最美爱情”是她在读《女曰鸡鸣》里领悟到的——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这首诗的大概意思是讲一对平民夫妻的生活日常。公鸡早上叫了，老婆就叫老公起床去打猎，老公想偷懒，赖床不肯起，就说天上的星星都还在。老婆就哄他起床说，你去打猎了，咱们一家子才有吃有喝，快快乐乐地活下去。这是前两段的日常生活。后边第三段说的是老公又过来哄老婆，给她赠佩饰以表爱意。

　　她觉得最美的爱情不过就是“一屋二人三餐四季”，“爱，就在平凡的一屋二人三餐四季里，始于颜值，敬于才华，合于性格，久于善良，终于人品。这样的爱，给人安心慰藉，所以历久弥新。”

　　栖于桑林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从前往后读，读的是天地自然、鹿鸣春涧；从后往前读，读的是沧海一粟，人间悲欢。”冷启迪说如果此书有腰封，她会把这句话写到腰封上。

　　冷启迪觉得，从经验上来看，一个作品要产生共鸣，一定要跟当下的人发生情感和生活体验关联，这样的作品才具有穿透力和说服力，以及延伸感。所以，她们希望这本书的写作不只是停留在那个时代，它是要跟我们的生活有映照的。

　　回到305首《诗经》文本，它也要具体到一个让人可以理解和想象的空间。而《诗经》本身就是一个民间的胜利，因此，这个空间是要还原一个民间的生活状态的。我们在细读《诗经》的风、雅、颂首篇的时候，都会发现首篇都在讲一种理想的社会，理想的社会是什么呢？是秩序。吴娟举例说《关雎》是风的首篇，它讲的是家庭的秩序，而《鹿鸣》说的是社会的秩序，君臣、贤士，以德为美。孔子为什么会把《关雎》放到首篇，是因为他理想中的政治和社会状态是需要秩序的。

　　从商到周，它其实就是要从一个从逐利无序的商业社会回到稳定有序的农耕社会，这是一个巨变，是周文王对于整个周朝重新塑造的过程——让人要活在某种秩序中。这种秩序又来自于对土地的热爱。这个塑造的过程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文化基因。

　　如果要从抽象到具体去描述这样的场景，就是“桑林”。《诗经》里面三分之二的诗歌都出现了“桑”。桑和桑林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既是他们的生活环境，也是他们的生产环境，是安居乐业重要表现。从生活场景到精神世界，桑林作为实物和重要意象，共同构成了早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最终，我们的文化选择了中正平和、温柔敦厚这种文化性格指向的秩序，并成为了我们共同的精神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