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文友邀我去看潮剧。听到这个消息，心中窃喜了好一阵子。友人未知我十多年前曾驻守过潮汕军营，也不知我对粤东这片土地的深情，可能这算得上是一次因缘际会吧。4月25日的晚上，当潮音潮韵的大锣响起，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些年到“驷马拖车”式的潮汕宗祠前看大戏的场景，“胶己人”的自豪感又渐渐清晰起来。

　　潮剧《李商隐》移植自越剧《双飞翼》，这种做法是一把“双刃剑”：弄好了它能够取越剧成功的巧；弄不好也容易费力不讨好。就比如拿《李商隐》去参加梅花奖角逐，作为非新创剧目，往往获奖的难度会更大。事实上，潮剧名角林燕云不仅凭潮剧《李商隐》获了奖，更是把此剧推广到全国去巡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当晚看完演出，深深地被这位“女小生”的精彩表演所折服。

　　一是潮剧“女小生”完成了对越剧的超越，成功塑造人物。

　　潮剧与越剧同属板腔体，这是两个剧种能够移植的基石。该剧以越剧为“骨架”，潮剧为“血肉”，两个剧种在“女小生”这一点上更是相通契合。但棘手的问题随之产生，相对于唱念做打俱佳的“越剧徐派小生”钱惠丽的珠玉在前，如果潮剧重走简单模仿的老路，那这样的改编无疑是行不通的。能否有所突破，就非常考验编导团队的改编能力。因此，只有独辟蹊径，在潮剧自身的特点上寻出路，这样才能够绝处逢生。事实证明，林燕云的表演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改编后的剧目把潮剧优势用到了极致，灵活的唱腔和细腻的做工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首先，在音色上，编导把潮剧特有的“帮腔”演唱加了进来，使得林的声音层次更加细腻丰厚，为其增色不少。其次，在唱腔上，潮剧高腔戏格调高昂而富于朗诵色彩，本身就有很强的戏剧表现力。在帮腔声的衬托下，林的唱腔在传达角色的内心独白和情感上显得更为深厚浓烈，为观众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听觉感受。

　　再次，在表演上，女性饰演男性，注定与男性本色出演不同。“到底自己究竟是应该将李商隐演成男人，还是应该更像男人”？编导团队有自己的想法：演李商隐就应该像当年的越剧“女小生”徐玉兰演贾宝玉，《红楼梦》原著里贾宝玉的外形自然是俊朗灵秀玉树临风的，但徐在扮相上并非最有优势，她最后能够通过表演让大家公认了她的扮演就是贾宝玉的原型，艺术家的魅力就在这里。因此，编导团队让林燕云花了大量功夫来克服这些挣扎与束缚，通过女性的视角来观察，用女性的细腻感性去体悟，用清秀而潇洒的舞台气质，加入了大量情绪跌宕、大开大合的唱腔，结合快速而激烈的表演形式，终于完成了李商隐这个唱做并重，极具挑战的角色。在与恋人重逢诉情，与令狐绹割袍断义的两场戏中，林燕云的演唱都注意从人物内心出发，以情带声，以声传情，甚至在传达情绪上有呐喊怒吼的成分，真正地做到了神形兼备，恰如其分。

　　此外，通过帮腔的演唱，在传达角色的情感变化和剧情发展的同时，还起到了电影中“画外音”的作用，增强了戏剧的感染力。于是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那位鲜活的晚唐诗人李商隐。

　　二是细节设计精巧，主题突出。

　　该剧在李商隐的“无题”诗“相见时难别亦难”的题写背景中拉开序幕，各场戏中都或多或少地反复吟唱“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与别离相呼应，使主题思想得以不断深化，从而产生了荡气回肠、余音袅袅的艺术效果。这种回环复沓，一唱三叹的构思，显然借鉴了中国古典回旋曲的特点。

　　特别是最后的一幕“陵前拜别”，二十年后的一天，罢相的令狐绹与李商隐在先师的陵墓前重逢拜别。故事最后以李商隐的别离身影伴着唯美的诗意走向剧终，这个细节设计显得非常高明，制造了强烈的戏剧效果。“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它使人感觉到虽然岁月蹉跎，命运无常，但“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沧桑中凝聚了一种人生的哲理和况味。

　　该剧中还有许多这样精妙的设计，例如：李商隐在书写弹劾王茂元的奏章那场戏中，导演让主演林燕云在10多分钟的时间里，一个人掌控整个舞台，要她用大段的唱腔，入情入理，层层深入地表现李商隐内心痛苦的挣扎和最后抉择，设计了三次下笔，三次停笔，后面扔掉稿笺的戏码，让仕途前程与天理良心展开搏击，使得情节丝丝入扣，细腻传神。

　　三是将李商隐的诗作巧妙地融入剧情，创新新奇。

　　本场演出的创新表现在唱腔、舞美、灯光、服装、化妆等各个方面，以及表演的形式上，都有突破。笔者认为该剧最大的创新亮点在于将李商隐的诗作巧妙地融入剧情，使得文学与戏剧碰撞产生新火花，带来了不同的艺术效果。

　　例如李商隐的台词“人生在世，大多惘然。所求非所愿，所愿非所为，所为非所心”，体现出符合现代社会的人生价值观，也使得该剧更具时代气息。启功先生在解李商隐的《锦瑟》诗时说：“如果剥去所有的装饰，作者就是咏叹自己半辈子的梦、的心、的泪、的热，以及早已知道的悲剧。”“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无意之解也可管中窥豹到本剧的创作意图。记得现代作家王蒙有一篇专门谈李商隐“雨诗”的文章《雨在义山》，该文从性格上对李商隐进行了解析：纵观义山一生，并未遇到类似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韩愈、王安石、苏轼那样的政治挫折、政治危难、政治险情，除了在派别斗争中他的某些行为“表现”为时尚所不容外，他没有获过罪、入过狱、遭过正式贬谪，但他的诗文要比上述诸人哀婉消沉得多。个人性格的敏感、细致甚至有些极端，让他空负一身才情和壮志，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也决定了李商隐无法实现心中的抱负。在李商隐的世界里，雨一直下。作者的生命里邂逅过无数场“雨”，“滞雨长安夜”“巴山夜雨涨秋池”“留得残荷听雨声”，少年听雨歌楼上，壮年听雨客舟中，而今听雨僧庐下，听它空阶滴落到天明。那枯荷，看似凋落了，却仍然保持着自己的风骨，就像鬓已星星的诗人自己一样。

　　诗意的语言，在李商隐身上积淀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雨雪风霜，这种悲怆的美感，透着古意。它是一种新奇的创新，别有一番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