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波先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一年之内，创作呈井喷状态，《郑观应和他的时代》《阮玲玉评传》《香山文化十五讲》相继推出不久，珠玉又现，不禁让人感叹。

　　《萧友梅评传》不能说尽善尽美，缺点很明显，内容不够精练多有重复，有的分析不够精准，然而瑕不掩瑜，这些不足并不妨碍我在短短两日之内读完全书，让我这个无知的普通读者，对萧友梅的生平和事功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这不能不归功于胡波的写作。

　　传记能给人带来阅读快感，是不容易的。文艺名人的传记多由文学家执笔，或由非常专业的学者撰写。文学家的写作让人容易阅读，却不一定带给读者深刻思考；而专家往往将传记写成研究专著，成为束之高阁的史料。特别是对于像萧友梅这样的一位音乐教育家，其传记更不好写。胡波胆敢兼顾文学家和学者进行跨界写作，除显示其魄力之外还显示出其能力。他是具有文学家气质的学者，是具有学者资质的文学家。这种特质体现在《萧友梅评传》里，我姑且称之为轻思考型写作。

　　轻思考型写作，是指兼顾文学叙述和学术分析的写作方式。像哲学一样重思考型的写作，颇为考验普通读者的耐心；而大而化之的文学叙述，不能为读者提供饕餮享受。胡波的轻思考型写作正好填补这一块空缺。读者群往往存在区隔。读者的阅读能力呈现进阶式发展的态势，只要当一个读者的知识背景到达一定程度，才能驾驭深奥的作品。社会科学作品需要普及，轻思考型写作为进阶读者提供足够的空间。一个社会只要求作者创作唯求深刻的作品，是不够宽容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先生如是说。胡波的轻思考型写作正在为普通读者铺设一条广阔的道路，为具备探险精神的读者日后登上高峰作导向和准备。

　　胡波的轻思考型写作方式，首先体现在书名上。“评传”，顾名思义，既要多用文学笔法写“传”，还要侧重用学术分析来“评”。两者结合，满足“既要……又要……”这一部分读者的胃口。其次是体现在目录上，《萧友梅评传》和《阮玲玉评传》一样，目录都是作者通过精心策划和挑选，以关键词来概括章节。“家、势、戏、艺、情、爱、谜、评、忆”写尽了阮玲玉的一生，而胡波用词来概括萧友梅的人生，“发蒙、爱乐、从政、研学、志趣、办学、守望、乐教、艺境、生活、评说”。朗朗上口的几个词能够定义一个人吗？墓碑上的几个字或许就是我们一生，甚或连墓碑都没有，仅是大地上一撮草罢了。还好胡波照顾读者的顾虑，我们会像传主一样，最终拥有洋洋洒洒的详尽人生，即使生命短暂。在揭幕之前，他在章节的空白处，引上一段名言，或出自名人，或出自传主的言语，顿时令人眼前一亮。名句有着强大的指示功能。例如第一章，作者引用詹姆士《信仰的意志》的话：“人生是一种冒险，全要有勇气有信心，才可以得到胜利，达到成功。没有信仰的人，终究是要被有信仰的人驱逐到墙角里去的。”多么精辟的话，阅读不也是一场冒险？读完此书你还没有建立起信仰，那么你需要阅读更多的书，最好是同一位作者的书。这是这种写作方式的第三方面的表现。接下来，胡波深得媒体学的精髓，图文并茂才是“悦读”的王道。人是视觉的动物，一旦看到美的事物眼睛不由自主地发亮，所谓悦目而赏心。图像当然会给文字增色不少。文字是想象，图像是具象，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萧友梅评传》插图颇多，其中大部分源自《萧友梅自编影集》，看到高高瘦瘦的萧友梅目光炯炯有神的照片，不由填补了读者的想象，“原来萧友梅是这个样子”。同时，带给读者非常实惠的购物感，看吧，你购买一本传记，还得一本影集呢。

　　《萧友梅评传》采用块状写作为主，线性写作为辅的模式。书中前七章乃依传统的线性写作来推动故事的发展，作者以关键词将各章内容转化为块状的叙述，如“第二章 爱乐：留学日本”，将主人公留学日本的经历，概而言之为“爱乐”，这个关键词突出萧友梅留学的内在脉络，是出于对音乐的热爱，而实际上萧友梅留学日本虽然开始学习音乐，1906年考取东京帝国大学，读的是教育学，但是音乐仅属第二专业。书中是这样说的：“1909年2月，萧友梅结束在东京音乐学校选科的学习，获得‘唱歌’修了证书，并在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教育系获得毕业和修了证书，正式结束了将近七年的留日学习生活。”萧友梅于1910年担任清政府学部视学官，与其教育学专业是相符的，同时他在名片上写着“Y.M.Hsiao M.A.”（书中第37页），说明他在对外交往时是以最后学位即教育学硕士为头衔的。而作者将“留学日本”的时间性纳入“爱乐”主题之下，这是块状写作的策略需要。第八章和第九章明显是块状写作，分别探讨萧友梅的音乐教学和音乐创作。一个名人传记里面少不得情感生活，读者顺着作者的写作顺序读下来，还没有出现主人公的爱情、婚姻等情感纠纷事件，正在失望之际，作者以第十章“生活：苦中作乐”作为一块，将主人公的情感生活单独叙述，从线性写作来看，这是发生在第六和第七章的时间段内。最后的第十一章，以“评说：功过是非”收尾，恰好呼应“评传”的题目。然而，块状写作的最大毛病就是内容重复，结尾就是这样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儿，正如感动我的，“临终前，萧友梅仍然关心钢琴室那条撕开的门缝会冻坏学生弹钢琴的手”的情节，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终于让我的眼泪如鲛人泪一样变得吝啬起来。美中之不足，不足以改变美之斯为美也。块状写作与《萧友梅评传》乃相互成就，也与胡波轻思考型写作方式密不可分。

　　轻思考型写作另一大特色体现在作者对传主所处在的时代精神气候和社会背景进行深入的分析，从而突出传主活动的时代价值。轻思考型中的“思考”，不是写作主体单方面的思考，更是通过文本引发读者进行思考。如果传记只是时间和行为的罗列，那么读者在获取一定知识后也就将书抛之脑后，这种阅读姑且称之为消遣，假若读者在掩卷之际发出灵魂的拷问，发出时代价值的思索，“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会让读者受益一生。作者与读者在文本中相遇，以思考的打火石点燃另一个思考的燃气，我们在最大限度上相信，这一瞬间的光亮能够升华为星光。能够引导读者进行思考的传记写作，不单纯写传主的行动，需要和盘托出行动所处在的社会网络，并由此产生的影响，犹如写一粒投湖之石，不仅要写石子本身，还要写湖，写石子投入湖中所激起的浪花和涟漪，还要写其时的天气、投石的缘由、投石的技巧。总之，由点及面、由面及立体的写作，方可称得上轻思考型写作。

　　《萧友梅评传》就是这样一位贴心的供应商，不仅向读者提供主食，如传主的生平，而且还介绍食材的来历、烹调手法、最佳食时等文化底蕴，如传主处于什么样的时代，为什么有这样的行动等等，诸如此类的细节。萧友梅享年56岁，短暂的生命也没有极大波澜，依现在会员表格里“简历”的写法，寥寥数笔便可了结：1884年出生，1899年先后入读澳门灌根草堂和广州时敏学堂；1902年至1909年留学日本；1910年至 1911年任清朝学部视学官；1912年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1912年10月至1919年留学德国，在莱比锡大学攻读音乐，获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在北洋政府任职，兼职音乐教学；1921年至1927年6月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任教；1927年11月至1940年在国立音乐学院（1929年8月更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任教。萧友梅一生大部分时间由音乐学习和音乐教育占据：海外留学14年，音乐教学20年。要将乏善可陈的“学习”和“教育”写得出彩，时代精神气候和社会背景的衬托是必不可少的。萧友梅简短的经历，被作者胡波演绎成29万字的巨著，实属不易。

　　萧友梅是一个新式人物，还是新旧交替中的过渡人物？胡波在书中给出的答案是，萧友梅15年时进入新式学堂学习，深受维新思想的熏陶。

　　此外，文化建国是本书的重要主题。萧友梅音乐学习和音乐教学的一生，是中国文化建设进程中的一个注脚。为了说明这个主题，作者在第四章“研学”中，用较大篇幅论述了教育是德国强国之本的发展之路，这无疑为萧友梅日后提倡音乐强国、音乐救国埋下伏笔。书中引用德国人自身的研究认为，“德国的成功归因于一个特殊的个体阶层，他们集非凡的组织能力、学术技能和创造性于一身，构成一个社会群体——文化市民阶层或受教育的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形成离不开教育，教育离不开大学。“一个国家的大学充当了它知识强国地位的象征。”（书中第 57—58页）德国的成功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可行经验。那么，音乐在文化强国中占有地位之几何？萧友梅在博士论文《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早就指出音乐在中国王朝中的作用。“中国音乐的历史也同国家的一般历史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因为它是国家机构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每一个新兴的王朝都要制作一套新的乐章，建立新的音乐机关和管弦乐队，下令谱作其他各种乐曲，而且通过迄今为止的音乐关系以及过去的教学方法的深入的重新安排，给予音乐机构一种与王朝的本身精神相适应的因而也是一种政治的标志。”萧友梅归国后，中国的学校正在讨论音乐课是否要开设，如果开设是否要设立专业院系，其实这些争议都涉及至“文化国家”的理念，文化强国是否可行，如何实行？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的教育理念，萧友梅常常跟随蔡元培的步伐，他指出：“音乐为精神教育，堪以培植民族德性，以滋长国家文化，其关系至密至大也。”（书中第206页）在抗日时期，萧友梅将音乐强国理念发展至“音乐救国”。胡波在书中写道：“在萧友梅看来，‘音乐救国’在于能起到教养民族德性，完成心理建设作用。”萧友梅还说过：“音乐的节奏可以指挥最大群众，可以统一整个民族的举动。”

　　通过详细的时代精神气候和社会背景分析，胡波为《萧友梅评传》的轻思考型写作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整本书以音乐为主线，重点写萧友梅为音乐而生的一生：学习、创作和教育。当读者通读全书，一个追求音乐信仰的苦行僧形象跃然纸上。虽然书中写到，萧友梅说：“我是学哲学的，是个无神论者，我一生做学问，结论是不要相信任何宗教迷信！”他临终时拒绝向牧师忏悔。（书中322页）无神论者这一定没有信仰，萧友梅以音乐为信仰，以音乐为宗教，跋涉在崇山峻岭之间，只为传播音乐的福音。因此，胡波在第一章引用了詹姆士论述信仰的话，而在第二章又引用了勒邦的话：“决定人生和历史的真正因子，就是信仰。信仰是不可避免的。它永远构成人类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一种信仰也许被人推翻，但继之而起的又是一种新信仰。假如一个民族的信仰发生变迁，必有整个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随之而起。”

　　《萧友梅评传》是“香山文脉”丛书之一，因为萧友梅是香山名人之一。萧友梅是中国的，但他的根植在香山。香山文化与他的成就之间是否有关联？他的出现是否是香山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香山文化是小传统文化，脱离不了大传统文化的樊篱，而大传统文化主要体现在时代精神气候具体发展上。

　　救亡、强国，是自1840年以来我国最为重要的时代精神主题。强国之路不是坦途，而是布满荆棘险阻的障碍赛。强国的时代精神气候也不是一成不变，风和日丽的，而是经常风云突变，雷电交加的。胡波在《萧友梅评传》“序言”中引用梁启超关于清末民初时代精神的三期转变。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三期时代的变革精神，是指在一个时间段里某种改革占据主流地位，如器物之变是指清廷的洋务运动主要是师法西方军事、工艺技术，直到器物之变依然没能改写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利的结局，才开启第二阶段的制度变革，其中就包括了法律制度改革，最终发现制度变革的根本在于人才，梁启超遂提出“新民说”，从文化和教育角度呼吁培养新型公民。经济学家汪丁丁发展了梁启超的“器物——制度——文化”三期转变说，提出了三重转型期。他认为，第一重转型期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文化转型，这一转型期是最漫长的，现在还没有结束；第二重转型期是社会转型期，“由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社会体制例如家庭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转型”“它主要是由当时当地所面临的‘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原则决定的”，第二重转型所费时间比较短些，大概两代人到三代人的时间。第三重转型是指政治转型，像政治的和法律的体制的转型，是更短期的，“大概二十年至三十年的样子就可以初步完成了。”三重转型是叠加在一起的。器物之变，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联系，如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要素，而西方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工业化，工业化离不开机械技术，器物技术最容易全球化，这就是趋同理论的内容。经济发展能够在短期内得到提升，因而洋务运动的主张没有大错，只是它偏向于单方面的发展而导致社会系统的不平衡，导致国力不振。由技术趋同发展至转向制度趋同，导致不同社会的制度具有同构（isomorphism）特征。同构指组织之间在形态和制度层面上存在着一种趋同倾向。国与国之间，竞争中处于下风的国家会被迫向优势国家学习从而导致竞争性同构，不同国家在通行“规范”的压力下还会造成制度性同构。梁启超主张中国学习英、德、日，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这种制度之变显然是制度同构的必然要求。梁启超的“器物——制度”之变与汪丁丁的“政治——社会”转型在划分边界上有所交叉。两人的变革转型说，均将文化定义为最为漫长的转型期，并且是社会变革中的核心要素。因为人是文化的载体，无论是经济、制度变革，均离不开人才。

　　与此来观照，香山文化所凝聚的精神魂魄也存在着三期转变。清末时期，香山出大量商人群体，以买办为其中翘楚，郑观应、唐廷枢、徐润等香山商人脱颖而出，成为经济变革大潮中的弄潮儿。买办沟通中外贸易，将西方最先进的器物技术引进来，开矿厂建铁路，工业技术全球化初步在中国落地生根。这是香山文化重商精神的体现，与中国的器物之变遥相呼应。中国的制度之变，特别是政治制度的转型，与香山文化所凝聚的精神是纽结在一起的，香山文化孕育出来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诸多革命先行者，将传统王朝转型为共和国，中华民国乃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香山文化所凝聚的精神第三期同样是文化之变，随着经济、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名人的诞生乃水到渠成。香山文化名家苏曼殊、萧友梅等人的出现，正是时代精神转变过程中孕育的新生儿。

　　时至今日，文化转型依然是一个进行时。文化转型的关键是人才，这是梁启超和郑观应变法主张的共识。郑观应虽然是一介商人，但他的识见超出了他的时代。他很早就指出，中国“势如一线悬危卵，转弱为强在得人。”（《时事感怀》）并进一步指出，“盖国家之盛衰，视乎人材；人材之优劣，出于学校。”，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大本营，学校的完善是强国的必要手段。

　　如何完善学校的教育？这是自清末以降最重要的争论之一，时至今日依然还在争论之中。郑观应指出，中国积弱积贫的主要原因是，学校不振，所学非所用。他在《中日变法志感》诗曰：“所学非所用，强弱此中分。”又在《有友出山入官来索赠言书此贻之》云：“所学非所用,何时臻富强。”为改变这种现状，郑观应给出的建议是，大力发展职业学校，将人才培养专业化和职业化，“专门学校多，人材自然盛”（《答汪甘卿孝廉》）。他还在《次潘兰史征君论变政原韵》中称，“学校贵专门,不专艺不精。人材从此出，富国亦强兵。”

　　职业技术学校是素质教育还是职业教育？郑观应的主张可能受到日本首相伊博博文的观点影响。伊藤博文同样认为，所谓的制度变革论最终回归到教育论，学校是培养人才的主要方式。关于学校的设立方式，他说：“若余为中国谋，则10欲暂措如小中之学堂，而先设立专门学术之学校，兴盛之，养成国家要急之人才，即刻使用于国家有用之事业。”伊藤博文将教育区分为“作为人之教育”和“作为国家之教育”，当下中国迫切需要的是后者，应该将“得国家急用之人才，当国家要急之事业”作为专业教育的重点。伊藤博文主张，先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进行意识上的改革，培养出能够支撑近代国家的国家精英，之后才是渐进地在一般民众中推广教育。因此，应当大力推行职业技术学院。1898年9月14日，伊藤博文访华到达北京，16日与康有为会晤。康有为从普及国民教育的角度出发，主张改革重点放在设立新式小学和中学。也就是说，康有为以“作为人之教育”的素质教育为第一要务，而不是将“作为国家之教育”摆在第一位。伊藤博文对康有为的观点颇不以为然，同时暗示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不实用，成功难料。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维新变法宣告失败。

　　随着时间推移，素质教育逐渐在中国得到普及，职业教育反而没有长足的发展。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宜齐头并进，不宜偏废，只不过在国家最急需人才之际，先发展那个教育的便宜之计。时间线发展到中国民国时期，素质教育还是优先于职业教育的。蔡元培主张的“美育”实际上是一种素质教育，是一种博雅的通识教育。而萧友梅在音乐教育方面，在追随“美育”的基础上，又比蔡元培更进一步，他主张专业化和职业化。《萧友梅评传》用翔实的材料记载，萧友梅首先主张音乐能陶冶国民性情，推进德性，由此深入，音乐能强国能救国，这个节点是极其需要专业的职业的音乐人才的。音乐教育在学校开设课目，只是素质教育的一部分，而音乐学校单独开设，则是专业人才和职业人才的培养。萧友梅的努力得到了回报，那就是音乐学校单独开设。在他坚持不懈的灌溉下，国立音乐学院之花终于绽放。而1929年，国立音乐学院更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只是职业教育囿于中专，还是升格为大专、本科的问题。

　　萧友梅的经历是一面镜子，同样折射出当前的教育问题。如今没有人说，音乐不是艺术，音乐不是技术，音乐不应设立专门学校。现在的问题是，大学依然停留在素质教育，没有完成专业化和职业化。大专的职业教育现在围绕着是否升格为本科而讨论。其实，当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更有技术含量的职业教育，从大专升格为本科，甚至硕士、博士，乃时代精神转变的必然要求。香山文化精神是否准备好，为未来的时代精神转变而整装待发？

　　时代精神气候时有变化，而为强国而自强不息依然是国人的社会性格。萧友梅的社会性格就是这样，他为了这个原则与许多人和事毫不妥协。如他拒绝蔡元培为一个多次违反校规的学生的求情，如他为朋友借住学校仓库而要求交房租。在日本占领上海期间，汪精卫成立伪政权，因与汪精卫熟稔，萧友梅是否会投身伪政权，是大多数人疑虑之处。而萧友梅恰好于1940年去世，胡波在书中认为其死恰逢其时，避免日后发生如周作人那样的晚节不保。但是，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说，萧友梅是一个坚守原则的人，晚节不保发生的几率是很低的。至于萧友梅在刘和珍被学校开除、冼星海被学校开除事件上的做法，也可视为其原则的不当行使，但还是坚持原则的表现，郑观应诗云“吕端大事不糊涂”同样适用于萧友梅身上。

　　萧友梅拥有实现信仰的一生，可谓死而无憾。萧友梅自言并非一个天才人物，以中等之资，通过自强不息，成为时代精神的践行者，对于凡人而言，他是一个可以学习的楷模。

　　（此文为删减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