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难行易”出自孙中山的《孙文学说——行易知难》一书，孙中山将该书编为《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分，作为推进国家建设的理论基础。孙中山提出的“知难行易”学说，批判了“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旧说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促进了认识论转向，为我国在近代的社会转型提供了理论的助力，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当下的中国处于一个新的转型期，我们有必要去回顾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主张大力推进国家建设，实现“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的理想。但是，当时的人们却认为孙中山所主张的理想不合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导致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不仅没有促进国家的建设，反而“国事日非”。孙中山对此进行全面分析之后，认为之所以出现“人心涣散”“不图进取”的现状，虽然与革命党人的信仰不够坚定有关，但问题的根源却在于革命党人“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孙中山认为此错误思想就是在中国有几千年影响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孙中山对此高度重视，提出“此说者予生平之最大敌也，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认为其“不惟能夺吾人之志，且足以迷亿兆人之心”。孙中山高度重视思想问题，原因在于孙中山认为“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即孙中山认为国家是由个体的人所组成，个人则被自我的心智所主宰，而国事是由群体共同的心理所决定。孙中山认识到“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所以，他为了使自己建设国家的计划可以施行，就决定“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孙中山所作“知难行易”学说，就是为了破除“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所造成的思想困惑。同时，我们也可以认识到思想文化在孙中山国家建设理论中的基础性地位。

　　■行之非艰，知之惟艰

　　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国家建设却没有取得较大的进展。孙中山认为问题出于国人“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而根源在“误于以知为易、以行为难也”。因此，孙中山决定从理论上证明“知非易而行非难也”，破除“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旧说的迷惑性，以“使中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而勇于进行国家建设。

　　孙中山首先以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饮食、用钱、作文等为例，论证“知难行易”。他认为以上三事，“人类之行之不为不久矣，不为不习矣，然考其实，则只能行之，而不能知之”，即人类在饮食、用钱、作文方面，已经实行了很久，比较熟悉，但大多数人却不能认识到其背后所蕴含的规律。同时，他又借助现代科学知识，以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论等专业知识为例，认为人类从事这些事情大多是“为需要所迫，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其成功多出于不觉”，全面的论证“知难行易”。他认为这些论证足以从根本上推翻“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孙中山以进化论为基础，将人类进化分为三个时期——“不知而行之时期”“行而后知之时期”“知而后行之时期”，论证“知难行易”。他提出人类远祖最早不识不知，但为了生存而冒险探索，即不知而行；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总结形成知识，即行而后知；进而凭借已经掌握的知识开启新的实践，即知而后行。由此过程，可见古人获得知识是极为艰难的，但是后人从前人获取知识则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形成了“以知为易”“以行为难”的错误认知。此种错误认知，被学者所认可，进而传达到群众，颠倒了“知行”的难易，导致了中国积弱衰败。

　　孙中山又将进化论和社会分工相结合，将个体之人分为三系——“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不知不觉者”，强调三系人相互合作，促进国家建设。他将三系人进行了不同的分工：先知先觉者发明创造，后知后觉者鼓吹，不知不觉者勇于践行。但是，当时的后知后觉者，颠倒“知行”的难易，多重视实践而轻视理论，导致国家建设不能进行。孙中山以建筑为例，工厂、街道、楼阁的规划者并不直接参与建设，而建设者多为不懂建筑之理的工人，规划者和建设者都是不可或缺的，二者互相合作才能够完成一项工作。但从社会分工来看，规划者虽是少数的，却更为重要。孙中山明确提出“一国之经营建设所难得者，非实行家也，乃理想家、计划家”，他鼓励后知后觉者勇于践行，促进国家建设。

　　孙中山从人们日常生活说，进而结合现代科学知识论证“知难行易”，强调知的重要性。同时，他运用西方的进化论和社会分工理论，使中国传统的“知行”观发生了转变——从个人的道德践履转化为社会群体的现实实践。他指出中国革命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国之后知后觉者，皆重实行而轻理想”，即忽视理论认知的重要性。他论证“知难行易”，但目的则是为了号召人们勇于践行，故而提出了“能知必能行”和“不知亦能行”。

　　■能知必能行，因知以进行

　　孙中山立足时代，指出“当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在科学发达的时代，只要人们在认识上有所突破，则行动上就可以顺利进行。孙中山认为革命建设不能够快速推进，并不是因为革命建设比较艰难，而是人们对革命建设的认知不足，导致革命建设没有成功。他认为，不行的原因，不是做不到，而是不能够正确地认知，所以提出“能知必能行”。

　　孙中山提出“能知必能行”的目的在于论证其革命建设方略。他论述了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建设的发展历程，并以美、法等国作比较，提出“一国之趋势，为万众之心理所造成，若其势已成，则断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所可转移也”，强调在国家发展中，大众心理的重要性。所以，他主张“万众一心，先奠国基于方寸之地，为去旧更新之始，以成良心上之建设”，从国人的心理建设入手，改变国人错误的认知观念，形成对革命建设的正确认识，进而促进国家建设。

　　■不知亦能行，以行而求知

　　孙中山提出了“能知必能行”，但其并不局限于此，而是辩证地提出了“不知亦能行”。他指出“科学虽明，惟人类之事仍不能悉先知之而后行之也，其不知而行之事，仍较于知而后行者为尤多也”。在科学发达的时代，人类并不能够保证对所有的事情都形成正确的认知，再去践行。实际上，人类不知而行之事，仍然多于知而后行之事。同时，强调“且人类之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则，而不以科学之发明为之变易者也”，即人类的进步都开启于不知而行，这是自然的原则，不会因为科学的发达而改变。

　　孙中山将此观点应用于国家变革，提出“维新变法，国之大事也，多有不能前知者，必待行之成之而后乃能知之”，即国家的维新变法大都是不知而行，在实践之后才形成正确认识。同时，指出如果“中国之变法，必先求知而后行，而知永不能得，则行永无其期也”，人们如果固执于知而后行，那么永远都不会去践行。在大的时代变革中，当人们的认知陷于困境之中，而现有的知识并不能够给予解答之时。如果仅仅固执“能知必能行”，对解决问题，不会有丝毫的帮助；而孙中山所提出的“不知亦能行”，则将是破局的关键。在困境之中，勇于探索，从实践出发，逐步改变现状，并形成新的认知，才能最终为人们突破困境开辟新的道路。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极具问题意识。他在革命成功之后，面对革命建设无成的困境，经过分析而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错误的思想认知——“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他为了破解此困境，出国人于思想迷津，提出并论证“知难行易”说，同时运用进化论和社会分工理论，将“知行”观从传统的个体道德践履转变为社会群体认知和实践的“知行”观。他的“知难行易”说强调在国家建设中，国民心理建设的重要性，认识到在社会变革期，正确认知的重要性。但是，面对国家建设中的现实困境，他重“行”，呼吁国民勇于实践、勇于变革，提出了“能知必能行”和“不知亦能行”的新观点。当今的中国，处于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期，同样面临各种问题，我们要认识到认知变革的重要性，理论的创新促进社会的发展。同时，也要勇于实践，敢于变革，在具体的实践中，突破现有的困境，形成新的认知，促进新发展。

　　作者系中国哲学硕士，中共韶关市委党校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