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构成和标本，近年来中山持续投入对香山文化的研究，通过举办高端学术研讨会、培育领军学者、出版精品论著、活化香山古城、打造文化品牌等形式，实现了香山文化在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层面的转化运用，为岭南文化的传承创新带来源源不断的养分。

　　论坛现场，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挖掘并展现了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价值，提出具有创新性和实践性的观点，为岭南文化和香山文化的传承、发展与转化利用提供了新的思路。

　　文/本报记者 杨健 见习生 陈炽明 通讯员 高露斯 图/本报记者 余兆宇

　　周溯源

　　把“双创”工作做深做实

　　传统文化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般来说有四种方法。一是直接用，二是转化，三是创新，四是剔除。搞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合，要求我们在继承中有所创新，更要在创新中保持对传统的尊重与传承。

　　岭南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政治、哲学、学术、艺术、经济、工艺和生活等方面全面发展，至晚清达到高峰。代表性人物有南越国创建者赵佗，中国佛教禅宗南派创始人惠能，岭南第一位出任宰相的张九龄，首屈一指的大文豪韩愈，司法界“铁面包公”包拯，主纂《广东通志》《广州府志》的香山人黄佐，民族英雄林则徐，岭南画派先驱居巢、居廉，中国留学教育先驱容闳，思想家郑观应，著名外交家黄遵宪，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梁启超，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飞行家冯如，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等人，这些杰出的岭南人物，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深入剖析岭南文化的精髓，我们可以发现几个特质：首先，岭南文化得天时、地利、人和，便于向外界吸纳先进文化。其次，岭南人富有担当精神和改革勇气。再者，岭南人富有进取精神，不断改革，不断出新。今天的深圳、珠海人民勇当“垦荒牛”，创新多多，华为电信、格力空调、大疆无人机等享誉全球。

　　相信今天岭南文化的新一代传人，会与时俱进，凯歌行进，谱写新的华章。

　　（周溯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原党委书记，研究员）

　　熊月之

　　近代香山英杰与中华民族觉醒

　　香山人出国经商、入洋行做买办、出国留学，活跃于通商口岸，在风气开通方面，远远走在全国前列，甚至走在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前面。考察容闳、黄胜、黄宽、唐廷枢以及其他自幼进入教会学堂或自愿留学美国的香山儿童家境，不难发现，他们生活在以儒家文化为正统、以科举考试为进身主要途径的文化边缘地带，能认可进洋学堂、读洋文的潜在价值和前景。开放性、包容性、进取性、务实性，成为香山人共同特性。

　　梳理近代中国民族觉醒的历程，可以发现，很多标志性事件都活跃着香山人的身影。徐荣村最早寄运湖丝、参与伦敦世博会事务；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人则投身实业救国，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容闳更是百折不挠，成功推动中国学生成规模留学美国；此外，唐廷枢最早编撰实用的商业汉英词典《英语集全》；容闳、唐廷桂最早明确以现代人权理念维护个人尊严与民族尊严；孙中山最早系统提出并深刻阐释民族、民权、民生理论。

　　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这些代表近代中国觉醒步伐的重大事件，香山人不但参与其中，而且引领着时代潮流。从容闳、唐廷枢、郑观应到孙中山，他们的思想脉络相互呼应，前后传承，构成了一部完整的近代中国进步史，做出了无可比拟的杰出贡献。

　　近代香山以“四多”出名，即华侨多、买办多、留学生多与基督徒多。这四类群体都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都是文化双视野人，他们是中国近代化的领头羊，民族觉醒的先行者。他们的思想演变轨迹，就是近代中华民族觉醒的缩影。

　　然而，香山人的文化底蕴并非仅仅源于与西方的接触。其背后更深层次的支撑是岭南文化。岭南地区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影响最晚、最浅，而受西方文化影响最早、最深，这种独特的文化背景为岭南文化赋予了开明、早觉、思想解放更深刻的特质。

　　（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吴志良

　　香山文化与澳门紧密相连

　　中山、珠海、澳门三地历史同源、文化同根，香山文化的发展与澳门紧密相连。

　　岭南文化的核心地带在澳门，几百年来澳门持续对外开放，开放、包容、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这里得到最精彩的演绎。

　　澳门在过去几百年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既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又成为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形成了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丰富历史文化底蕴，形成了和谐多元的社会环境，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话语体系，这正是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所在。

　　“一国两制”政策在澳门的实践，成为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岭南文化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转化最具代表性的体现。

　　在澳门回归25周年之际，澳门通过构建共同的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同，推动着粤港澳大湾区成为经济共同体、共同的精神家园，并不断探索和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路径，再创岭南文化的新辉煌。

　　（吴志良，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

　　虞和平

　　岭南传统重商文化的现代转型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涌现出了一批来自广东的现代性企业家，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人是典型代表。同时，江浙地区也孕育了一些杰出商人，如经元善、谢家福、李金镛等。他们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这也意味着岭南传统重商文化迎来现代性转型。

　　岭南传统重商文化现代性转型的主要标志有两个：一是从传统商人逐渐转变为买办。他们不仅从事一般的商品贸易，还有金融汇兑、保险等；二是从买办蜕变为第一代企业家，以香山地区的几位买办为主力，轮船招商局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个现代性企业，唐廷枢担任总办（相当于现今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徐润担任会办（即副总经理），郑观应出任帮办（相当于总经理助理），他们共同开创了中国企业家历史的先河。

　　重商文化现代转型的过程，一是从传统重商文化到商战文化的演变。传统重商文化主要侧重商业和贸易活动，而商战则是对外国商业展开竞争。郑观应在1895年甲午战争前后提出了“商可灭人之国”“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等观点，这标志着他已深刻认识到商业在国家自强中的重要地位。随后从外贸商战转向以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主要路径是通过创办洋务企业来实现，如招商局、开平煤矿、电报局、织布局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山地区转型较早，但其转型步伐相对较慢，且以小型企业为主，大型企业较少。

　　把当时广东和上海的缫丝业作比较发现，虽然工厂数量上广东多于上海，但在规模和生产总量上，上海却远超广东。

　　（虞和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

　　田丰

　　弘扬岭南人文精神，激活“改革开放创新”动力

　　岭南人文精神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开放兼容的精神品性、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埋头苦干的务实精神、温和友善的性格特征。无论是古代历史上形成的海上丝绸之路精神、六祖禅宗精神、白沙心学精神，还是近现代中国岭南社会形成的变革和革命精神，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改革开放精神和特区精神，既与岭南历史文化发展一脉相承，又在传承与实践中不断丰富开新，从而使“改革、开放、创新”成为岭南人文精神的特质和文化承传的基因。

　　广东在活化利用岭南人文精神，推动岭南文化“双创”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列、建设更高水平的文化强省目标相比，仍存在不足。同时，过于务实导致对人文精神与非物质文化层面的关注不足，保护和转化工作存在失衡。此外，区域间协同合作亟待加强，包括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发掘，中山、珠海、澳门共同推进香山文化的研究、发掘、活化利用等。

　　要推动岭南文化“双创”工作，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就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下，充分发挥岭南人文精神的独特优势。建议深化对岭南人文精神及其价值的认识，挖掘岭南文明形成的密码和中华文化融合一体的源流，找准岭南人文“激活点”，生动深入地讲好岭南文化精神故事。一是紧扣岭南文化特质，融入时代精神；二是下大力抓文艺精品创作，鲜活生动演绎岭南文化；三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创新岭南文化表达方式；四是完善产学研合作机制，推动形成引领性、原创性的高水平创新；五是开展社科普及和对外宣传，提升岭南文化的感召力。

　　（田丰，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研究员，广东省社科联原党组书记、主席）

　　王杰

　　在香山发掘近代化音符和侨乡文化

　　香山，被誉为“得风气之先”的前沿，在中国发展史上独树一帜，从这里走出的一代先驱志士和他们的先锋事迹，潜移默化地引领了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潮流。

　　香山与世界的互动，首先发端于澳门。那时，西方人在澳门以教会名义建立西式学堂，招收中国学生施行西化教育。容闳、黄胜、黄宽、唐廷枢等人，就是早期教会学校的学童。通过澳门教会的渠道，容闳等人成为香山（中国）打开美国（西方）文化的闸门，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先驱。经过17年的不懈努力，容闳成功促成清政府公费派遣幼童赴美国留学。数据显示，1872-1875年，共有120名幼童分4批（每批30人）留美，其中香山籍学童39人，占近三分之一，另外还有9人自费随从留学。

　　一个县内，4年间就公派39人、自费9人，加上先期的容闳、黄胜、黄宽3人，以及后来的孙中山等，共有52人赴海外留学，这一消息在当时无疑是一个爆炸新闻。当中国人还在尝试了解世界时，香山人已经以全球的视角来审视中国了。这种前瞻性的“时间差”，正是香山人世界视野的独特优势。香山文化已逐渐升华为一种超越地域和血缘，跨越时空，既立足于岭南又超越岭南的新质文化。

　　香山华侨虽身在异国，但心系故土。他们在经济上扶持亲人、资助家乡建设，显著推动了侨乡建设与经济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故园文化的文明与进步。这种巨大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建议中山以孙中山与侨乡文化为主题，进一步挖掘侨乡非遗资源，策划开展系列活动。

　　（王杰，广东省社科院孙中山研究所原所长，教授）

　　梁元生

　　岭南文化的二重性：追逐正统与扩阔新疆

　　岭南文化一个明显又暧昧的特征：既是保守的，又是进步的；是非常传统的，又是不断纳新的；它重视国学、旧学，却又引进西洋及东洋的知识和技术；它不忘正统，却又不断吸纳新知；这种“二重性”既体现了岭南文化对传统的尊重和维护，又展示了其开放包容、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

　　从两批代表人物身上，可以明显看到岭南文化“二重性”的特质。哪两批人呢？一是从广东迁到香港，创办香港学海书楼的一批岭南文人，如陈伯陶、赖际熙、区大典区大原兄弟、温肃、吴道溶、朱汝珍、岑光越、何藻翔等清朝遗老、翰林太史，他们追逐正统，爱护经典，宣扬儒学，是香港“国学热”的主要推动者。

　　另外一批人是以“岭南画派”为代表的艺术家们，表现出传统和创新的一面。代表人物是清末民初的高奇峰、高剑父和陈树人，被尊称为“岭南三杰”，还有20世纪的黎雄才、赵少昂、关山月、杨善深、卢传远、方人定等画家。在继承国画传统的基础上，他们的作品充满创新元素和地方特色，包括西洋画的写实技巧、日本画的艺术手法与色彩运用，使岭南画派独树一帜，推动着岭南文化的不断发展和繁荣。

　　正是这种既重视传统又海纳百川、勇于创新的精神，使岭南文化能够在瞬息万变的世界和多元的社会里保持其独特性和活力，成为中国文化走向全球的重要推动力。

　　（梁元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廖大伟

　　香山商人与上海商业的新模式

　　近代上海商业的崛起，离不开香山商人的贡献。从上海开埠到抗战爆发的80余年间，香山人凭借创新精神深刻影响了上海的经济与文化，为海派文化注入了独特的香山基因，并开创了现代商业模式。

　　中国近代史上，大批香山人来到上海，有商人，有官僚，也有文艺工作者，还有思想家、革命家，像吴健彰、刘丽川、孙中山这样的官员、革命家，也有唐廷枢、徐润、郑观应这样的买办商人，还有香山籍商人创办的四大百货公司，文艺工作者萧友梅、郑君里、阮玲玉等，曾经一度，香山人在上海是走在前列的。

　　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四大百货公司都是香山人开的，他们共同缔造了近代中国零售百货业的传奇，不仅引入了现代商业理念，还革新了消费体验。大新公司有10层楼高，是后来的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彻底颠覆了传统“前店后坊”模式，带来了当时最时髦的购物方式，令上海人耳目一新，比如说有空调、有两部进口的扶手电梯，设有酒楼、旅馆、舞厅、广播电台、游乐场和戏院，集购物、娱乐、餐饮于一体。此外，他们实行明码标价，出版永安月刊，举办美术展等，在经营规划、规范管理、市场营销、服务理念等方面，香山商人都走在了时代和行业的前列，他们的经营手法时至今日还被借鉴。

　　香山商人的实践证明，勇于创新与因地制宜是推动商业发展的关键。他们在上海书写的成功篇章，是中国商业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更是文化与商业融合的典范。

　　（廖大伟，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市政府文史馆馆员）

　　林广志

　　推动香山文化进澳门高校课堂

　　澳门与香山同源共脉，其历史和文化紧密相连。将澳门历史置于香山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也揭示了澳门多元文化与中华文化交融的深层次根基。

　　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香山文化孕育了许多杰出人物，郑观应便是代表之一。他在职业教育、国际关系及现代化理论等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在汉阳铁厂创办职工学校，提出前瞻性的改革思想，有力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步伐。郑观应的故居位于三乡雍陌村，但他世居澳门，澳门郑家大屋的存在，无形中将郑观应在澳门和中山间搭建了文化的桥梁，这也是我们将郑观应作为重要研究对象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澳门科技大学持续推进香山文化研究，先后成立的唐廷枢研究中心、郑观应研究中心和澳门学研究中心，都跟香山文化密切相关。

　　香山英才辈出，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教学素材。我深感应该将这些历史人物请进课堂，让他们的故事与智慧得以传承。2023年，学校将香山文化纳入本科课程，引导更多本科生深入了解香山、岭南及澳门的历史与文化。对于国际关系和历史学专业的110名博士生而言，进校后第一堂课我便为他们讲述郑观应。通过郑观应的生平事迹、郑家大屋的历史遗存，让学生们了解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史。此外，我们还组织学生开展学术研究，并出版《郑观应研究》杂志，引导学生探究郑观应的思想及其对洋务运动、国际关系的启示。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区域协作与交流，让香山文化焕发新的生机，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展现其独特价值。

　　（林广志，澳门科技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