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闫莹莹

　　图/何永江 刘万杰

　　打破“框架” 重写岭南

　　二十岁时，黄佐即对编纂地方文献充满兴趣。为补范瑷《交广先贤传》、陆胤《广州先贤传》之阙，他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在父亲的指导下，从繁杂的历史典籍中筛出一个个与岭南相关的人物，以热忱而不失公正的笔触书写记录，将历史上近200位粤籍“人物”事迹分门别类，客观反映，略加评述，编成《广州人物传》。字里行间透出的自豪与骄傲，仿佛向世人昭告“快看，这些了不起的人物都来自我的家乡岭南”。

　　董上德教授表示：“《广州人物传》的创作主要意图，在于弘扬地方文化，传承历史精神。黄佐希望通过记录广州地区的历史人物，展现他们的品德、才智与功绩，激励后人学习先贤，为地方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借此表达对家乡文化的深厚情感与自豪感。”

　　黄佐所选之人“不论隐显，惟其人”，既有名垂青史者，也关注民间奇才，其视野远超“先贤传”的框架。“先贤传”多服务于朝廷选拔人才的“察举制”，聚焦体制认可的“道德楷模”。而黄佐的笔下，既有如文天祥、苏东坡这类名垂青史的显赫人物，也有被历史尘埃掩埋的隐逸之士。“隐显皆录”的“个性”选择，折射出这位明代岭南知识分子的史学自觉——从被动接受官方评价体系，转向主动构建地域文化记忆。

　　历史上，岭南常被视为化外之地。但《广州人物传》中的人物群像，却勾勒出一条岭南文化从边缘走向主流的脉络。随着董上德教授书中人物的解读，一幅生动的岭南历史人物画卷在书友面前徐徐展开，从这些或“贬谪”或“移民”或“本土”的人物中，书友们看到了岭南文化精彩的多元性，这里既受中原文化滋养，又因地理位置的原因，保持了“不拘一格，不守一隅”的独特个性。《广州人物传》也成为岭南文化主体性觉醒的重要标志，开始以独有的文化魅力走进“中原文化”“江南文化”的视野。

　　经世致用 独立思考

　　谈到黄佐，必会讲到他曾与王阳明相会，“与论知行合一之旨，数相辩难”的“名场面”。在明代理学史上，黄佐与王阳明的两次相会可以算得上是儒林雅事。他们的第一次相会是在嘉靖二年，第二次是嘉靖七年，第二次相见半年后王阳明去世。

　　从董上德教授的讲述中，我们得以窥见两位先贤各自的学术主张。黄佐继承程朱理学框架，主张“理生于心”，强调天理需通过“博学穷理”的认知过程实现内外合一。他认为“知犹目，行犹足”，知识是实践的前提，但实践本身更为艰难，需以客观规律为基础。其思想具有岭南务实特性，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儒家观点。

　　在王阳明这位名满天下的学术领袖面前，这位岭南文士仍以一种不卑不亢、相互尊重、各自表述的姿态，彰显了岭南文化人不盲从、善思考的风骨，他既坚守自己的立场和观察事物的角度，也从容接纳“异见”，并能本着探寻真理的理性态度，不避锋芒理性交锋。

　　在董上德教授的讲述中，我们仿佛穿越时空，见证了这场黄佐与王阳明的“世纪对话”。更在思想的交锋与论辩中，看到了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与包容性，也看到了这一方文化的开放心态与进取精神，也正是基于此，才有了岭南文化在融合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思想共鸣 双向奔赴

　　随着讲座的落幕，香山书院大讲堂“遇见先贤”重磅系列课程之黄佐篇也迎来了正式完结。在这一系列课程，书友们随着董上德教授深入浅出、引经据典的阐释，不仅对黄佐这位明代大儒的个人成就、文化影响，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也让书友们对岭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历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思考，并获得宝贵的启示。

　　董上德教授的五场系列讲座，将黄佐的学术成就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内容。使听众既能感受学术严谨性，又理解黄佐对岭南文化的深层贡献，更对明代社会有了概貌性的了解。“我觉得这是一次书院与公众的双向奔赴。”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的曾欢玲作为听众认真聆听讲座后难掩欣喜地表示，香山书院大讲堂像一座搭建在学者与公众间的桥梁，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公共文化资源，让更多的书友受益，形成了“学者研究-书院传播-公众参与”的良性循环。中山书友也在这样的讲座中激发出了对本土历史的情感共鸣。

　　课后问答

　　1.问：黄佐编纂《广州人物传》核心目的是补地方文献之阙，传承岭南文化。这一书的出版对岭南一带方志编纂有着怎样的影响？对岭南文化记忆的保存有何独特价值？

　　答：《广州人物传》的出版，一方面是对三国时期交州刺史陆胤《广州先贤传》的接续和扩充，一方面是黄佐为了描述岭南人物的长时段影响、保存岭南文化记忆而写作，同时，他在书中表达了一个观念，即岭南文化是本土人物跟岭外流寓人物共同创造的。我们知道，地方志的编写通常不能没有“人物”这个组成部分，成书于正德四年的《广州人物传》为黄佐日后于嘉靖年间编纂《广东通志》的人物部分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此后的同类著作提供了某种范式。

　　2.问：书中“岭南风物”频繁出现，是否隐含对当时中原文化中心论的回应？随着《广州人物传》的传播，是否推动了岭南文化从地域性走向全国性？

　　答：《广州人物传》自然会涉及“岭南风物”，限于体例，作者也没有用过多的篇幅来描述。黄佐更多的是关注岭南人物的允文允武、文武兼备的气质，刚柔并济，柔软的身段、刚强的意志，相互交织，这是岭南人的精气神。《广州人物传》卷首有伦以训的序，他是明代广东名人伦文叙的儿子，写序时他的身份是翰林院国史修撰，是黄佐的同僚，可知黄佐将《广州人物传》带到北京，在同僚间传阅（另一位翰林院国史修撰姚涞也写了序），此书的影响早在嘉靖初年就已经超越岭南地域，这是毫无疑问的。

　　3.问：黄佐在这本书中表达了他怎样的政治立场、治学理念与文化意图？

　　答：黄佐在《广州人物传》的凡例中明确写道：先哲凡德业文章有闻者，无论隐显，皆为立传。语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这番话说明，黄佐治学理念是以儒家“三不朽”的标准来甄选人物的，着眼点是“德业文章”，换言之，他想传递出岭南地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能够穿越时空的人物事迹和精神。至于政治立场，他是主张“大一统”的，所以，他敬重本土先贤的同时，也敬重岭外南来的历代精英。

　　4.问：您提到黄佐的学术体系具有“跨界整合”的特点（如经学、方志、理学），这种多领域交融如何反映明代岭南知识分子的治学特色？黄佐坚持程朱理学，却未全盘否定心学，这种“调和”立场是否与岭南文化的包容性有关？

　　答：黄佐的治学成果呈现出“跨界整合”的格局，这不是偶然的，是一种自觉意识的体现。儒家的“三不朽”本身就是一个兼容、整合的体系，黄佐的治学格局以经学为基础，经史结合，才会有方志学著作的撰写，而理学部分，是经学的理论化，超越了汉代的章句之学。所谓“跨界整合”是有着内外的学理逻辑的。他对王阳明的心学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二人有直接交往和辩论，互有商榷，彼此借鉴，在某种程度上说，二人的思想有互补的倾向，王阳明晚年对黄佐的理学也表示了尊重。

　　5.问：黄佐“经世致用”的理念对当代地方文化研究有何启发？如何避免地域文化研究陷入“地方主义”的局限？在我们推动大湾区文化发展的当下，他的理念有哪些可借鉴之处？

　　答：黄佐的眼界很宽，见识很广，儒家的经学和“大一统”的观念使得他在一开始就超越了“地方主义”。他研究岭南人物，揭示岭南文化的精髓，编纂广东地方志，着眼的是岭南，又不仅是岭南，他是将岭南放在全国的“棋盘”之内来加以考察的。这里有一个辩证看问题的角度，即岭南自有特色，而岭南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又是南北文化交汇融通的产物。这样的眼光和胸襟，对今天我们推动大湾区文化的发展是大有启发的。

　　大课堂小笔记

　　◎《广州人物传》中的“广州”，并非仅指今日的广州市，而是涵盖了明清时期广州府所辖的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从化、增城、香山、新会、新宁、三水、高明等县。这一广义的地理范畴，反映了黄佐对广州地区历史文化的全面考察与深刻认识，使得《广州人物传》成为一部展现明清广州府地区人物风貌的百科全书。

　　◎《广州人物传》展现了岭南文化丰富的元素，从饮食、服饰到建筑、艺术，无一不体现出独特的地域特色。书中记录的广州人物，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商贾百姓，他们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都融入了多种文化精髓，共同构成了岭南文化的多彩画卷。

　　◎岭南文化不仅保留了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还吸收了海外文化的先进元素，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交融现象。《广州人物传》通过具体人物的故事，生动诠释了这种文化融合的过程，展示了岭南人民在文化交流中的智慧与包容。

　　◎黄佐与王阳明的第一次相会发生在明代中期，地点在浙江绍兴。当时，黄佐作为学者慕名拜访王阳明，两人就理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王阳明以其深厚的哲学底蕴和独特的见解，给黄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相会，不仅让黄佐领略到了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魅力，也为其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时隔数年，黄佐与王阳明再次相聚于江西赣州。此时，王阳明已名满天下，而黄佐也已成为一位颇有声望的学者。两人再次就理学思想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探讨如何将这些思想应用于社会实践。这次相聚的场景，充满了学术氛围和人文关怀，成为了两人友谊的见证。

　　◎岭南学者的学术贡献，对明代乃至后世理学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提出的许多观点和理论，成为后世理学研究的重要参考。黄佐作为岭南理学的代表人物，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对后代理学的发展路径产生了重要影响，为理学在明清时期的演变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