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马谏阻：

　　一场注定失败的道德坚守

　　讲座在一首明代杨慎的《临江仙》词句中开场。“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刘伟说渔夫樵夫本是隐于山林之人，为何在微醺之际总要谈论“古今多少事”？这种忍不住介入历史的冲动，正是理解中国隐士文化的关键。

　　而《伯夷列传》则要从孤竹国的让国故事讲起。这个商末小国中，国君偏爱幼子叔齐，欲传君位于他。长子伯夷认为违背父命是不孝，选择出逃；叔齐则认为若接受王位，便是陷父亲于不义，也追随兄长而去。两人离开故国，投奔以“善养老”闻名的周文王，却在文王去世后，迎面撞上武王挥师东伐的车队。

　　“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伯夷叔齐叩马谏阻。姜子牙虽赞其为“义人”，武王大军却终究东去。商纣覆灭后，天下宗周，伯夷叔齐却“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最终饿死，临终悲歌“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这段故事在《史记》中仅占寥寥数语，却成为整部列传的楔子。刘伟指出，司马迁的用意远非记录史实那么简单。他选择伯夷叔齐作为七十列传之首，恰恰是因为这个故事浓缩了文明史上最深刻的道德困境：当现实政治完全背离道德理想时，个人该如何自处？而历史，又该如何评判？

　　■鲁迅的解构：

　　当道德遭遇世俗智慧

　　1935年，鲁迅在小说《采薇》中对伯夷叔齐的故事进行了解构。伯夷叔齐正为午餐的薇菜难得而庆幸，一个名叫阿金姐的婢女突然出现，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便让“不食周粟”的道德根基轰然崩塌——山上的野菜，不也长在周王的土地上吗？

　　更辛辣的是阿金姐后来编造的母鹿传说：老天爷派鹿喂奶，叔齐却想杀鹿吃肉，鹿逃走后两人才真的饿死。这个民间传说将圣徒降格为贪嘴的愚人，而阿金姐那句“我只是开了个玩笑”，更是将沉重的道德选择消解为一场轻佻的调侃。刘伟分析，鲁迅的矛头不仅指向伯夷叔齐道德理想的脆弱性，更刺向那些“看热闹”的围观者——他们总是以麻木的心态消解一切严肃性，无论是古代的忠臣义士，还是当下的革命烈士。

　　这种解构并非简单的否定，而是揭示了历史书写的复杂性：道德叙事在流传中如何被权力逻辑瓦解，又如何被庸众心态稀释。

　　■孔子的天平：

　　道德价值的独立尺度

　　面对同样的故事，孔子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刘伟梳理了《论语》中的五次提及：从“不念旧恶，怨是用希”的品格肯定，到将二人列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逸民之首，再到借子贡之问点出“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的核心——道德实践本身就是回报。

　　“孔子最有意味的对比在《季氏篇》。”刘伟引用道：“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有四千匹马的一代雄主，死后无人称颂；饿死的隐士，却名垂千古。这确立了独立于权力与财富之外的价值标尺。

　　刘伟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吴太伯世家》列为世家之首，正是延续孔子的逻辑。太伯为让位给贤弟季历，奔荆蛮而文身断发，孔子赞其“至德”。司马迁让这一“让国”故事超越辅佐武王灭商的姜子牙，成为历史叙事的起点。

　　■司马迁的追寻：

　　天道不公，历史何为？

　　司马迁在《伯夷列传》评论中发出的困惑是刘伟解读的核心部分。“孔子讲天命，老子讲天道，但从未有人如此尖锐地质问：如果天道存在，为何善人饿死、恶人善终？为何‘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者终身逸乐，而‘择地而蹈之，行不由径’者遭遇祸灾？司马迁说他‘甚惑焉’。”

　　不过，伯夷、叔齐虽饿死，但终究是借助孔子之口被世人所知，而普通的隐士又如何呢？“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刘伟认为司马迁的逻辑是，既然天道无法给善人公正，那就由历史来完成。“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中国人没有轮回转世，没有天堂地狱，但有一个东西可以让生命超越死亡，那就是青史留名。司马迁自己要做的，就是将那些“岩穴之士，趣舍有时”却“名堙灭而不称”的悲剧，通过历史书写改写命运。

　　这种历史观背后是司马迁个人的创伤体验。因李陵之祸遭受宫刑，他“肠一日而九回”，却选择忍辱著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刘伟指出，这不仅是个人生命的救赎，更是为整个文明建立道德记忆账户——那些生前未获善报的好人，在历史书写中获得补偿。

　　从甲骨卜辞到《春秋》《史记》，从官方实录到私家笔记，中国拥有一个连续三千年不曾中断的历史书写传统。刘伟认为这背后是一种文明信念：人可以通过历史获得不朽。这种历史意识，是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古文明的根本特质。

　　本报记者 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