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数字文明转型中的意识形态新命题

　　2025年11月28日，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主题聚焦加强网络生态治理。习近平总书记从战略高度谋划：“网络生态治理是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网络乱象污染社会风气，侵犯群众利益，要敢于亮剑、坚决打击，切断利益链和产业链，铲除其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这一重要论断高屋建瓴、切中要害，深刻揭示了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绝非简单的舆论管控或内容管理，而是一场涉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技术发展与人文精神、国内治理与国际博弈的综合性、深层次斗争。

　　“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把网络生态治理摆在重要位置。从2016年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强调“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再到“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战略认识不断深化、战略部署层层推进。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1.23亿，互联网普及率提升至79.7%，规模空前、虚实互嵌的“数字社会”已然形成。网络意识形态并非传统意识形态的简单数字迁移，而是在技术异化、资本扩张与社会转型三重动力交织下催生的新型观念形态，其治理亟需理论深化与实践创新。

　　■二、生成逻辑：技术—资本—社会的三重互构机制

　　（一）社会矛盾的数字转化与情感聚合

　　我国在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积累的结构性张力，如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利益格局调整、社会流动与固化并存、代际价值观变迁等，在网络技术的赋能下获得新的表达与动员渠道。互联网的匿名性、即时性与超地域性，使原本弥散的社会心理转化为显性的网络舆情事件与思潮论争。表面看来，网络空间中的情绪化叙事是个体生存境遇的表达，实则折射出部分群体对社会公平与流动机会的深层焦虑。某些以“学术反思”“历史考证”为伪装的话语，本质上是对主流价值体系的隐性挑战。需注意的是，数字转化并非矛盾的直接投射，而是经技术逻辑重塑后的“再生产”，碎片化传播模糊矛盾焦点，情感渲染加剧认知偏差，群体极化激化对立冲突，使得网络意识形态呈现较现实更为复杂的演化形态。

　　（二）算法—资本的协同规训与认知异化

　　在平台资本主义架构下，用户的注意力、行为数据与社会关系被系统地量化为商品，“流量经济”构成数字生产的核心逻辑。资本增值的内在驱动力，促使平台企业将情感动员效率与流量转化率置于优先地位，不断生产并推广具有感官刺激性、情绪煽动性与社会争议性的内容，形成“刺激性内容—算法精准推送—流量变现”的闭环产业链。在此过程中，算法从价值中立的技术工具异化为嵌入资本意志的“隐形权力架构”，通过构建“信息茧房”与“回声室效应”，持续窄化用户认知视野、固化既有偏见、侵蚀公共理性。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演进更进一步降低了制造高仿真虚假信息、伪造“社会共识”与实施精准认知操纵的门槛，形成资本逻辑与算法权力对公众认知的“双重规训”，构成网络意识形态失序的深层根源。

　　（三）意识形态反作用的数字化倍增

　　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与政治结构具有能动反作用，而网络技术极大强化了这种反作用的强度、速度与范围。清朗向上的网络生态可有效凝聚社会共识、增强文化认同、巩固执政根基；反之，被污染的网络空间则会成为社会风险的“加速器”。其危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价值侵蚀，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潮借由技术伪装持续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其影响青年群体的价值塑造；二是社会撕裂，对立性叙事激化群体矛盾，损耗社会信任资本；三是安全威胁，谣言与虚假信息的病毒式传播扰乱社会秩序，损害治理权威，并为境外意识形态渗透提供跨国通道，直接关涉国家政治安全与政权稳定。

　　■三、结构张力：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当代特征

　　当前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呈现出一系列迥异于传统形态的结构性张力，对现有治理体系构成严峻挑战，亟需治理范式的系统性革新。

　　（一）场域张力：全域渗透与话语编码化

　　意识形态博弈场域已突破传统媒体边界，向短视频、直播、元宇宙、电商评论区、在线教育等一切数字界面弥散，形成“全域化”渗透态势。与此同时，对抗话语日益呈现“编码化”与“软化”特征：错误思潮常隐匿于“生活方式美学”“学术创新”“人文关怀”等叙事包装之下，或嵌入网络流行符号、亚文化二次创作中，实现“硬对抗”向“软植入”的转向。这种“无处不在”又“难以辨识”的特性，使依赖关键词过滤与人工审核的传统内容治理模式陷入“识别难、研判难、处置难”的三重困境。

　　（二）主体张力：去中心化行动者网络与组织化对抗

　　参与主体构成高度复杂的“去中心化行动者网络”，包括主权国家、跨国平台、非政府组织、境外势力、网络黑产、代理型意见领袖及易被动员的普通网民等多元异质行为体。敌对势力常借助技术优势，构建“境外策划—境内落地—线上线下联动”的组织化行动网络，在认知域展开“混合战争”。通过大数据绘制情感图谱、AI生成定制化谣言、社交机器人矩阵操控舆论，实施系统性、精准化的认知干预，意图撕裂社会共识、干扰政治进程。这种高度组织化、智能化的对抗模式，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协同响应与综合反制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三）技术张力：异化赋能与治理能力滞后

　　人工智能、深度合成、社交机器人等技术的滥用，造成“攻防不对称”格局。攻击方可凭借较低成本，利用开源工具实现虚假信息的自动化生成、多平台分发与身份伪装，实施大规模、隐蔽性强的认知干预。相比之下，治理体系在法规建设、技术识别、跨部门协同及国际规则话语权等方面仍存在“适应性赤字”。法律修订滞后于技术迭代，内容识别技术难以完全应对海量多模态信息，协同机制存在数据共享与行动衔接梗阻。这种由技术代差、制度滞后与协同不足共同导致的不对称性，是当前治理面临的核心难点。

　　■四、协同治理范式：五维融合的实践路径

　　应对上述张力，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超越局部化、管控式的传统思维，构建“法治筑基—价值引领—技术向善—资本规制—全球协同”的五维协同治理体系，推动治理模式从“被动响应”向“系统治理”转型。

　　（一）法治筑基：健全数字空间规则体系

　　在既有《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基础上，加快制定针对算法治理、人工智能伦理等领域的专门立法，明确技术应用的伦理红线与法律底线。推动监管模式向“过程穿透”与“行为监管”转变，强制要求大型平台公开算法基本原理、参数设置与价值排序逻辑，建立算法安全评估与备案制度，并引入独立第三方审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构建涵盖内容生态、数据安全、算法公平性等维度的“社会效益综合评价模型”，将其与市场准入、征信体系等激励约束机制挂钩，从根本上纠正“流量至上”的畸形导向。

　　（二）价值引领：创新主流话语传播机制

　　主流意识形态需掌握网络话语权，必须在传播理念、话语形态与表现形式上进行系统创新。支持主流媒体与文化机构深化数字化转型，创作兼具思想深度与网络适配性的高品质内容，善用网言网语、亚文化符号及沉浸式体验增强传播亲和力。借助新技术活化红色资源，建设元宇宙党史馆、数字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使价值引导在交互体验中潜移默化。将数字素养与媒介批判能力教育纳入教育及培训体系，重点培育公众的信息辨识力、批判思维与数字伦理意识，筑牢“思想免疫屏障”。

　　（三）技术向善：强化伦理规制与治理科技赋能

　　将“科技向善”理念嵌入技术研发、部署与评估的全生命周期，建立多层次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委员会，构建覆盖算法设计、数据训练、系统应用的全流程伦理审查机制。攻关AI生成内容识别、意识形态风险动态感知、跨境渗透溯源等核心技术，打造自主可控的智能化治理工具箱。建设基于公共价值的“数字公地”，支持非营利性数字基础设施与内容平台发展，为过度资本化的网络生态提供多元替代选择。

　　（四）资本规制：矫正数字经济激励结构

　　依法遏制数字资本无序扩张，防范数据垄断、流量垄断与舆论垄断，严厉打击依托有害信息牟利的黑色产业链。重构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降低单一流量权重，强化内容质量、社会效益、创新价值等多元导向，引导资本从“流量追逐”转向“价值创造”。完善资本准入与退出机制，对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的平台依法采取市场禁入等措施，形成“违法成本高于收益”的法治化约束环境。

　　（五）全球协同：参与数字治理规则建构

　　今年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十周年。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变革，围绕网络主权、数据跨境流动、人工智能伦理等关键议题提出“中国方案”，倡导“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通过数字减贫、乡村振兴中的技术赋能、全球数字公共产品供给等生动叙事，阐释中国道路的当代价值。构建多层次国际传播网络，善用海外社交平台与数字媒体矩阵，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五、结语

　　数字时代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是关乎党的执政根基、国家长治久安与民族精神主权的重大斗争，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长期性与艰巨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为我们深刻把握网络意识形态的生成本质、演化规律与治理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构建中国特色网络意识形态协同治理体系，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与问题导向，坚持国内治理与国际协作相统一。通过法治、技术、文化、资本与全球治理的多维协同，在数字文明浪潮中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思想根基、提供安全稳定的网络环境。

　　作者系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专任教师

　　本文系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党史教育全链条式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创新路径研究》JY202415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