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历史写作正在悄然发生一场“去宏大化”的转向。曾经占据主流的帝王将相、权谋兴衰叙事慢慢隐退，越来越多创作者把镜头对准史书里留白的普通人，例如朝堂小吏、市井匠人、迁徙流民……他们没有列传、没有封号，但填充着历朝历代的变迁肌理。

　　某个深夜，暨南大学历史学博士、作家马伟明在办公室加班至凌晨，下楼时看着电梯数字从17逐层跳至1，《东京梦华录》里的句子突然闯入脑海：“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

　　那一刻，他好像有些穿越。千年之前的汴梁城里，同样有无数熬着夜、为生计奔波的普通人。他们和在城市漂泊的当代人一样，有焦虑、有妥协、有挣扎，却从未被真正书写。他决定写一本书，写宋代的“我们”。

　　8月下旬，马伟明创作的历史小说《宋漂手记：一个宋代“打工人”的进与退》（以下简称《宋漂手记》）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8月30日，该书分享会将落地2026南国书香节中山会场，一群宋代小人物的命运挣扎与个体觉醒，将与当代读者坦诚相遇。

　　■一个宋代小吏的10年进退

　　“我不想写高高在上的历史，我要写的是具体的人，是有烟火气的生活。”历史科班出身的马伟明既不想用风雅和浪漫来堆砌宋朝，也不想耽于朝堂之上的权谋之术，他要扎进宋朝普通人的命运起伏。

　　他把故事锚定在北宋政和七年至建炎元年（1117—1127），这是大宋王朝最富戏剧性的十年，也是封建时代繁华与崩塌的缩影。彼时的北宋，商贾云集，市井繁华，处处是令人陶醉的汴梁盛景。但盛世皮囊下，党争固化、吏治冗杂、边防空虚的隐患早已深埋。短短10年，北宋局势急转直下，靖康之变的战火焚毁都城，汴梁从夜夜笙歌的繁华国都，一夜沦为断壁残垣的人间炼狱。这种鲜明的对照，为书中人物的命运起落，埋下了伏笔。

　　小说聚焦宋代胥吏赵执中的一生。政和七年腊月，寒门子弟赵执中沿途乞讨，赴汴梁备考吏试，于破庙苦读，偶遇少年木匠沈小七，二人互相帮扶，结成备考同盟。后来，赵执中考入秘书省，成为楷书吏。在老吏点拨下，他熟谙官场生存法则，逐步历练成熟。

　　金明池工程上，沈小七的预制构件法立下大功，功劳却遭权贵亲信窃取。为保全自身，赵执中在功劳簿上签字，内心自此背负愧疚。艮岳修建期间，他深陷朝堂派系倾轧，结识替权贵代笔的女画师李素，对方的叩问“我们到底是谁的作品”让他陷入自我反思。35岁时，饱受仕途困境的赵执中本打算离开汴梁，不想被靖康战火打乱计划，他被调往枢密院抄写和金文书。

　　全书高潮处，奉命抄写割地札子的赵执中，私将“永割三镇”的“永”改为“暂”，试图为三镇百姓留一线转圜余地。事情败露后，沈小七挺身顶罪，被流放岭南。靖康二年汴梁陷落，秘书省焚毁，赵执中寻得李素遗留的画作，与家人失联。他带领一众流民辗转南下，一路艰难求生。建炎元年，赵执中得船收留流民，又与李素重逢。他拒绝了南宋朝廷的复职征召，焚毁官诰，定居钱塘江畔，凭手艺与良知构筑起属于普通人的家园。

　　浩瀚史书里，没有赵执中的名字。这个出身寒门的年轻人，是千万宋代底层小人物的缩影。他的性格中有懦弱、有妥协、有逃避，也有绝境中的良知和觉醒。马伟明说：“历史的底色，从来是普通人的挣扎与坚守。我写赵执中，是考古，也是观照。考古的是被正史删除的日常，观照的是那些同样‘无名者’的共鸣。”

　　■学者写小说，在史实与想象间摆渡

　　作为专业史学研究者，马伟明认为历史与文学创作是有严格边界的，这也是他与通俗历史创作者的主要区别。有些历史小说创作者会以情节驱动，适度架空历史，从而让作品叙事更加跌宕起伏。

　　马伟明的创作以史学严谨为第一准则，时代背景、官制体系、市井商贸、重大历史事件都要有据可考。两年半的创作时间里，他数次到开封、杭州实地走访，踏寻汴梁旧迹、江南古道，感受一千年前人们生活在这里的各种可能性与合理性。同时，他也系统性地梳理了《东京梦华录》《岭南宋代市井史》等文献，把史书里冰冷的制度条文，活化为普通人可感知的生活日常。

　　在史实严谨的基础上，马伟明再对人物命运、个体抉择进行合理的文学虚构。比如说，赵执中的职场沉浮、沈小七的才华与悲剧、李素的清醒与坚守，皆是贴合时代体制、社会环境、人性逻辑的艺术创作，不篡改历史大势、不违背时代规律，用史实骨架撑起文学血肉，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平衡。

　　于是，读者看到的宋朝褪去了“只此青绿”的唯美滤镜，多了几分真切的人间重量。这里有科举制的公平幻觉，有纸币交子的信用危机，有城市化带来的房价焦虑，有党争制造的“站队”困境，当然也有战乱降临后，普通人颠沛流离的仓皇与坚韧。这是真实的宋朝。作者站在史料的基石上，让那些被正史略过的小人物活了过来。

　　■每个人都可以造一艘驶向自由的船

　　《宋漂手记》里没有天生的英雄，没有脸谱化的奸佞，他们和当代人一样，要为生计奔波，要在变革中挣扎。作者写的是宋朝，但又不止是宋朝。今天的我们，在隔着一千年的尘埃回望时，赫然看见了自己的影子。

　　主人公赵执中的10年汴梁路，是无数当代打工人熟悉的职场轨迹，饱含着从古代困境到当代情绪的转译。比如说，宋代胥吏终身困于层级、难以晋升的职业困境，可以对应当代人的职级瓶颈；汴梁城市化带来的生存成本攀升，又可以象征如今大城市漂泊一族的安居焦虑；至于书中那些数不清的人情裹挟，则与现代职场的各种博弈、内耗如出一辙。

　　不过，《宋漂手记》的最大价值，不止于古今困境的共情和对照，更在于对个体价值与精神觉醒的深层探讨。书中，赵执中是个很“上进”的人，他先是苦读上岸，又深耕职场、隐忍求生，一步步从寒门新人成长为成熟吏员。对他来说，真正的觉醒来自靖康之变以后，盛世崩塌、社会重构，他曾经赖以生存的规则、秩序一夜归零，这时他终于看清：个体的价值，从来不由体制定义，不由他人评判。所以，他褪去对功名的执念，弃官南渡、收留流民、扎根江南，甚至还一把火烧掉了官诰，于乱世之中、废墟之上，做了一次勇敢的精神突围。

　　马伟明表示，《宋漂手记》这本书不提供标准答案，也不传授成功学。它只是如实记录普通人的一种活法。每个人都在时代与职场的洪流中漂泊，真正的成长，是在历经沧桑后依然有勇气定义自己的人生、守住自己的价值。

　　或许赵执中不懂成功，但他懂怎么在漂泊里给自己造一艘驶向自由的船。就像书中那句温柔却有力量的独白：“汴梁的城墙是砖砌的，流徙的路上才发现，真正的城墙在心里。拆掉它，哪里都是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