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引用与参考材料

　　●《明清广东稀见笔记七种》 李龙潜等

　　●《张家边月刊》《东镇乡报》

　　●《中山传》 叶曙明

　　●《明清广东的农业与环境——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 吴建新

　　●中山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明嘉靖年间《香山县志》关于禾虫的叙述中提到：民所嗜食，其利颇丰。这段文字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禾虫买卖有着巨大的市场和获利空间，把禾虫捕捞水域进行限制和划分慢慢地形成了一种制度性安排。自明中期开始，香山县沙田大规模淤积开发，滨海滩涂范围持续扩张，禾虫随成熟沙田、稳定水系形成规模化出产，资源价值大幅提升。学者吴建新在《明清广东的农业与环境》中考证：明中后期珠三角农耕体系趋于完备，咸淡水交界的沙田生态趋于稳定，禾虫、蟛蜞、河鲜等滩涂物产形成稳定产出周期，从“偶然野获”变为“常态化生计资源”，地方乡族豪强开始划分水域界址、把持捕捞权益，民间资源争端日渐频发。至晚明，辽东战事频发，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层层加码，广东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开始全面盘活滨海杂税资源。《香山县志》（万历本）载：香山滨海物产杂税品类繁多，鸭饷、牛饷、禾虫饷、鱼埠饷并列地方杂税名录。这一方面表明，禾虫收入已被纳入官府赋税征管体系，土著、疍民、屯丁各有地盘，各有捕捞权利，禾虫埠成为各级政府对滨海社会治理逻辑的典型载体。另一方面也表明，进入晚明，王朝国家为应付北方战事，即使在山高皇帝远的香山地区，实际上也到了税饷无度的地步，边民生计维艰。

　　清以后，埠头制度愈发成熟，《香山县志》里对各乡禾虫埠的分布、界址、课税定额记载甚详。各乡各族划定水域，各有各的埠头，埠头收益除了完税，大多成了地方公产。办义学、修桥路、济慈善，全靠埠租支撑。中山市档案馆所藏《小榄镇中心国民学校开投榄镇禾虫市三十六年份佣金章程》中提到，小榄镇的禾虫埠竞投，直接交由镇中心国民学校经办，收益全数充作办学经费；档案馆另一份馆藏档案则显示，黄杨乡的乡民为争取埠租充实办学经费，不惜请该乡第五保耆老余远章出面向时任县长孙乾写信。信中提到：“年中禾更鸭埠、禾虫埠收益为数甚巨，亦概为赤坎乡公所把持……现投得之谷二万七千七百余斤……移作迎神赛会，导人于迷信。五保有识之人见此，即呈请黄杨乡公所划拨禾虫收益建校，谁知却被反咬一口，遭控诉“妄涉乡政”，向县长投诉实为不得已而为之”。馆藏档案中还有三角乡与乌沙乡因埠界起争执，直至演变为两乡武装对峙的官府往来文书。细读档案会发现，晚清至民国，香山县内各地禾虫埠收益已逐渐从“田有田主、埠有埠主”向宗族公产过渡，地方政府通过颁发执照、招人承投等强势介入，以此调节收益分配。小榄镇有一个乡的禾更鸭埠、禾虫埠四分之一的收益就可以让一所容纳200多名学生的学校正常运转，由学校直接管理的禾虫埠收益基本可以维持中心学校教职员津贴及学校开支。

　　除了办学，乡村慈善、消防也赖此维系。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禾虫，成为撑起乡间教育、慈善和公益事业的主角，数百年来几乎成为了乡村经济和社会管理的常态。到民国时期，禾虫埠公开招商投承已经为民间广为接受，价高者得，收益仍归地方公益。1948年7月的《东镇乡报》头条消息就是丰阜乡涌口门禾虫埠公开承投的告示，公告明明白白写着公开投承时间，收益善济公用等细节。1948年的一期《张家边月刊》还刊发过一条《因捞禾虫起争执，崩哥辉殴伤马桂初》的消息。此类禾虫埠公开招标、争执械斗等消息，一直到上世纪40年代末，媒体上都时有所见。

　　1949年之后，延续五百多年的禾虫埠制度落下帷幕，滩涂收归集体，在宗族、乡村间，围绕禾虫捕捞的数百年纷争戛然而止。1981年9月，著名中山籍作家余松岩曾在小说《追月》里细致描摹和真实还原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禾虫“出造”、捕捞作业，以及年轻人借捕捞禾虫传达爱意的美好生活场景。小说中，禾虫捕捞不再是族群之间的对峙和械斗，而是某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一艘艘禾虫艇在宁静的水面轻轻划过，网起网落间满是农民对丰收的热望和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化肥、农药广泛使用，对水质极其敏感的禾虫，最先感知到了水土的变化，沿海地区的禾虫产量连年锐减。50年代以前一船能捞数百斤，八九十年代亩产尚有百来斤，如今渔民忙活一整夜，最可观也不过几十斤，当年满舱鲜货的景象，早已成了老一辈中山人口中时时提及的美好回忆。电视片《味道中山》《文脉中山》的镜头都曾对准神湾的滩涂，拍下农民星夜捕捞禾虫的场景，星星点点的昏黄灯影里，渔民顺着潮汐收网，但是虫获都少得可怜。纪录片播出后，许多人才惊觉，从小吃到大的虫子，竟已成了涌滘里的珍稀动物了。

　　如今中山境内，河网依然密布，但全市仅剩神湾镇竹排、海港村沿磨刀门水道2000余亩滩涂有少量禾虫产出。几十年来，为了保护禾虫，市镇两级在复原滩涂生态方面做了不懈努力，但禾虫的生存环境依然脆弱不堪。神湾禾虫协会的老会长陈金焕和禾虫打了一辈子交道，是远近闻名的“禾虫通”。笔者曾当面问过陈会长，目前市面上来自我国广西以及越南的禾虫口感如何，他只是笑笑，并未作答也不予置评，再问人工养殖的前景，他也没有给出肯定的答案。我心里想，陈会长笑而不答，是否也是一种回答呢？

　　事实上，禾虫从不是中山独有。我国两广的乡野、闽浙的滩涂、黄海的河口，甚至日本、韩国、越南滨海地带的一些河口地区，都有食用禾虫的传统，虫获锐减也是普遍面临的问题。一位早年在机关工作，曾跑遍中山各个乡村，习惯以新闻专业眼光来观察乡土事物的“吃货”朋友，有一次在自己的微博中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写道：中山禾虫是全球四大禾虫种类之一，其他都是以国家名字命名的，像巴西禾虫。他还断言禾虫的经典做法在中山全都有，但离开本土品尝则一定会大打折扣。对这位博学且一度深耕新闻领域的朋友的说法，我深信不疑。确实，唯有在中山，它从一口果腹的野食，长成了一套完整的饮食风俗，一套延续数百年的埠头制度，一种刻进基因里的文化认同。先民争过它的归属，守候过它的“出造”，琢磨过它的上百种吃法，听过它骗过权相的奇闻。禾虫的命运，从来和这片水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它像一面镜子，照见人与自然的相处，照见生计与滋味的流转，也照见我们从索取到守护的转变。

　　潮起潮落间，我们是否还要思考如何守住大自然给予这片土地的丰厚馈赠，在辽阔的滩涂、纵横的河网上，等待禾虫的盛大回归，让远道而来的客人在味觉的盛宴中记住这座城市，也慰藉远方游子的无尽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