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线路在南京还有一个叫法是“博爱线”，它大体沿着当年南京为迎接孙中山先生灵柩而修建的迎榇大道。1928年8月，迎榇大道全线贯通，从下关江边到中山门约12公里，是南京第一条柏油马路；次年春天，为迎奉灵柩改铺沥青，定名中山路。

　　其实，孙中山在南京的时间并不长。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年4月1日解职，前后92天。此后他再未在南京长住。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遗嘱归葬南京紫金山；1929年6月1日奉安大典之后，他长眠于此。

　　但孙中山先生留给这座城市的，远不止一处陵寝。中山大道这条横贯老城的城市中轴，沿线连片的民国建筑，还有散落在街巷间的各种文化印记，都成为南京深厚文脉的一部分。如今，南京以微更新、轻介入的方式守护这条历史轴线，用人文底蕴滋养城市活力，让经济收益反哺文脉保护，推动历史遗产在当代持续生长。

　　总策划：伍学标 游富廷 李庆辉

　　策划：陈晔 程明盛 统筹：吴森林 陈慧 朱晖 谢琼 冷启迪 谭桂华 明剑

　　采写：本报记者 谭桂华 颜子怡 吴森林 摄影：本报记者 王云

　　南京城的“底子”

　　南京新街口，一年四季车水马龙。地铁口涌出来的人流、十字路口交错的车流，以及沿街店铺弥漫出来的烟火气，在这里短暂汇拢，又顺着中山路、中山东路向东西两端漾开。孙中山先生的铜像立在广场中央，西装、大衣，右手执手杖，目光平视。

　　东南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汪晓茜常常沿着这条轴线徒步踏勘。在她看来，这条被称作“民国子午线”的大道，不只是贯通全城的交通要道，更是读懂近代南京城市格局、读懂孙中山与这座城市深厚关系的线索。

　　“中山大道是为孙中山先生灵柩举行奉安大典而建设的一条城市骨架性道路。起点于城西北下关江边的中山码头，终点到城东钟山的中山陵。国民政府时期，它是南京城空间秩序的中轴，也是近现代南京城的交通大动脉。”汪晓茜表示。如今，人们习惯把它拆成中山北路、中山路、中山东路三段，但道路的走向没有变化。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原两江总督署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92天后，卸任离开南京。1918年撰写《建国方略》时，孙中山盛赞南京的地利：“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当夫长江流域东区富源得有正当开发之时，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直到1925年病逝，孙中山先生决意长眠南京。

　　由建筑师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依山就势，三百九十二级台阶分段起伏，引导人一步步走近。陵墓取警钟形平面，借用中式陵寝的空间语言，骨架、材料却是现代的钢筋混凝土与花岗石；整体以蓝、白、灰沉静铺陈，建筑之上镌刻“博爱”“天下为公”等手迹，祭堂内壁镌刻《建国大纲》。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提到，“故中山陵墓虽西式成分较重，然实为近代国人设计以古代式样应用于新建筑之嚆矢，适足以象征我民族复兴之始也。”

　　今年9月，孙中山先生曾侄孙女、孙中山文化基金会会长孙雅丽与记者一同登上中山陵。她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多少次前往拜谒中山先生，“每一次来，我都很有感触。如果中山先生还在，他会希望我们做什么，会看到怎样的一个中国。”孙雅丽感慨道，孙中山先生从不盲从哪一种主义，他把中国的古老智慧与西方新观念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套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和建国方略。

　　今天，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成果已经远超中山先生当年的构想。“从世界范围看，我们仍然面临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新课题所带来的挑战，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句话至今仍有价值。中山先生留下的博爱大同、天人合一等精神遗产，是我们应对这些挑战的底气。”孙雅丽道。

　　从钟山折返，重新落回中山大道，近代南京城市规划的脉络会更加清晰。1928年，朝阳门更名中山门，等候灵柩入城；1929年12月，亨利·墨菲主持编制的《首都计划》公布，本着“本诸欧美科学之原则，发扬吾国美术之优点”的思路把南京划分为政治、商业、居住、工业等片区，同时要求重要公共建筑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

　　沿中山大道排布的，是南京近代建筑最精华的集群。汪晓茜告诉记者，南京近代建筑那种“从从容容堂堂正正”的风貌主要就呈现在中山大道沿线这些建筑上。包括当时的行政官署、科教文卫和商业金融等机构建筑，以及医院、饭店、博物院等公共建筑，都是等级高、规模大、质量好的一批代表性建筑物，堪称中国近代建筑的缩影。

　　“除了本身具有高度的科学、艺术和建筑文化价值外，中山大道也是一条历史的走廊。解读它，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历史是开创，是延续，是交错。”汪晓茜表示。

　　可以说，百年前的一场奉安纪念，催生了一条城市主轴，牵引出一套现代城市规划，建造出一批开创性的公共建筑。百年光阴流转，这个“底子”仍然稳稳托住南京城的骨架。今天的中山北路两侧，写字楼、医院、地铁站、夜市交错分布，江北的浦口片区更是崛起为国家级江北新区的核心组成部分。历史的轴线，至今仍在延续。

　　老遗产的新“考题”

　　9月14日下午，中山码头。乘轮渡过长江，清风拂面，远处的落日把南京长江大桥描摹成柔和的剪影。船行十来分钟，便可到达江北浦口，正好串联起一座城市两段厚重的交通遗产与民族记忆。

　　中山码头始建于1925年，1928年竣工，最初定名津浦铁路首都码头。在南京长江大桥通车之前，这里是津浦铁路过江通道上的关键节点。北方南下的旅客在浦口火车站下车，搭乘轮渡从这里登岸进城；火车车厢也会拆解分段，由渡轮载运过江，到南岸再重新编组。1929年5月28日，孙中山先生灵柩沿津浦铁路抵达浦口，在站前广场举行迎灵仪式后，登舰渡江，在中山码头登岸，之后沿迎榇大道去往中山陵。这段历史，让浦口站、中山码头，和中山陵紧紧绑定在一起。

　　“浦口火车站早已于2004年停办客运，但当时的停灵台依然保存完好。圆球造型象征天下为公、天下一统；五根立柱和五级台阶，对应五族共和与五权宪法。”浦口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讲解员刘哲蔚介绍道。

　　据了解，浦口火车站建筑群是国内目前保存最完好的民国火车站，目前除火车站主楼和月台外，还包括车务段大楼、电报房和仓库、宿舍等。2024年10月，浦口火车站作为历史文化街区正式开街。“这里不只是近代铁路交通枢纽，也是国人共同的文学记忆原点。”刘哲蔚提到，1917年冬，朱自清先生正是在此送别父亲，多年后写下散文《背影》，让这座月台成为刻进几代中国人课本的情感地标。依托这些资源，浦口历史文化街区坚持修旧如旧，当时的职工宿舍、老商铺建筑等原样修缮，改造后又引进了特色餐饮、艺术展览、文创工坊、生活美学空间等新业态，真正把历史空间变成可停留、可共情的公共场域。

　　“我们以核心街区为牵引，联动周边商户、街巷市集及地摊业态、配套经济收益同比上涨200%，既盘活了片区小微经营活力，也丰富了北岸的文旅特色供给。”刘哲蔚道。

　　午后的浦口，各地游客穿梭而过。南京对于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与活化，似乎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人文经济学逻辑。中山码头、浦口火车站，以及中山陵，都是这套更新实践里紧密相依的样本。

　　当然，文化遗产保护并非一蹴而就，其背后同样面临着现实困境。汪晓茜认为，这些遗产常常面临权属交错的问题，多方主体协调成本高昂；城市更新进程中，道路、轨道交通建设持续挤压历史空间；此外，不少活化项目业态趋同，单薄的文创餐饮难以撑起厚重的历史。

　　以浦口火车站为例，该站铁路资产归属铁路上海局，地方文旅想要活化、运营，需要相当长的协调链条；同时，本地老居民、铁路职工后代、游客和商户等不同群体对空间使用也存在不同的诉求。一江之隔的中山码头，面临另一重考验。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通车，铁路轮渡需求消失，主干客流改道，航线逐渐退为城市通勤补充。如今这条航线日均客流约1.3万人次，高峰近2万人次，大多是往返长江两岸的通勤居民。建筑设施逐年老化，候船空间持续面临商业开发的挤压，历史氛围保存和日常通勤效率之间，一直需要反复平衡。

　　汪晓茜提出，厘清交通遗产保护和文旅消费的边界，是十分必要的。这样才能在保护活化过程中，搭建起完整的历史阐释系统，讲清楚铁路渡江史、时代记忆。同时，建立产权方、文物部门、运营方之间的协同机制，守住街区必要的公共性和社区性。

　　“城市更新最难的一笔账，常常是建得起、养不起。”汪晓茜坦言，不管哪座城市，都不能只盯着改造落地的一瞬间，更要提前算清长期运维、资金循环、多方协同这本长远账，要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

　　博爱绵延，薪火相传

　　秋阳漫过廊檐，位于汉府街2号的南京市逸仙小学里格外热闹。孙雅丽被一群孩子们围在中间，大家七嘴八舌，争相表达着自己的理想：有人想做科学家探索世界，有人希望站上讲台教书育人，还有孩子受孙中山学医经历的启发，盼望长大后当一名医生救死扶伤。孙雅丽静静倾听，颇有些感动，她鼓励孩子们勤勉向学，练就过硬本领，将来实现理想。

　　南京市逸仙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吴卓介绍，该校源头可追溯至1904年创办的幼幼蒙学，跨越百余年时光，几经更名。1929年，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在南京举行，中山大道全线贯通，大道之上筑起逸仙桥，学校随之更名为南京市立逸仙桥小学。1990年6月1日，该校与中山市翠亨学校缔结友好学校，逸仙桥小学正式更名为南京市逸仙小学。

　　行走在校园，处处可见与孙中山先生有关的元素，铜像、标语、手绘……连建筑都是“日新楼”“载之楼”等。吴卓告诉记者，该校实行小班制教育，所有孩子都非常熟悉孙中山的故事。他们还基于国家课程，创建了“博爱”课程体系，与市内各文博场馆共建，让学生走进场馆研学、实践，与历史相遇、与伟人对话。

　　“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孙中山先生距离今天的孩子是遥远的，博爱又是一个宏大抽象的概念，如何让小学生真正懂得博爱、践行博爱？”吴卓表示，逸仙小学历经多轮师生研讨打磨，把抽象的博爱精神拆解成层层递进的成长阶梯：低段重在悦纳、自信，夯实自我成长根基；中段重在尊重、平等，学会推己及人；高段重在利他、担当，涵养家国责任。

　　已有36年教龄的语文老师张影，是逸仙小学“孙中山班”的班主任。“‘孙中山班’是我们学校与孙中山纪念馆共建的一个成果，需要经过评选、颁牌。我连续多年担任过‘孙中山班’的班主任，感觉非常自豪。”张影表示，在日常教学中，她与其他老师都会格外注重传承与践行中山先生的博爱思想，让学生体验博爱情感，落实博爱行动，形成博爱能力。

　　在逸仙小学，“博爱”“天下为公”不再是书本上遥远的词语，而成为孩子们耳濡目染的一课。事实上，这份传承并不囿于校园，转出汉府街，漫入街巷烟火，我们发现，这些东西已经沉淀为南京人共有的、朴素的认知和情感。

　　34路博爱线司机林民，常年行驶在当年的奉安大道上。车轮碾过梧桐树的光影，他一趟趟载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往中山陵，耐心周到地为大家指路，一遍遍回答着相似的问题。在街头，随便上一辆出租车，司机师傅们都能随口说起中山先生归葬紫金山的往事，叮嘱游客上山慢行。先锋书店里，静静陈列着与中山先生相关的读物，供游人在书香里体悟过往。

　　遗产保护从来不是一次性修缮工程，也不只是业态和流量的加法。在权属协调、空间平衡、长期运维的一道道难题里，南京试着寻找一条人文与经济双向滋养的路。当然，这份跨越百年的惦念，没有被封存在碑石和建筑中，而是化作人们的日常烟火，平淡又坚韧，历久且弥新。

　　专家访谈

　　专访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恭忠

　　归葬紫金山是中山先生留给近代中国的一份嘱托

　　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是中国近代史上标志性的纪念建筑，也是承载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与精神的重要载体，每年都有无数海内外游客前往拜谒。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恭忠，深耕中国近代史研究二十余年，特别是以中山陵为核心议题展开长期考察研究，产出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适逢孙中山诞辰160周年，采访团一行带着关于这段历史、这座建筑以及它与南京这座城市深层关联的诸多疑问专访了李恭忠教授，听他阐释孙中山选择归葬南京的深意，探寻中山遗产如何为古老南京注入现代生机。

　　◎记者：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待了三个月。这三个月意味着什么？

　　●李恭忠：孙中山先生一生起伏，南京这三个月，是他人生难得的高光时刻。此前没有，此后也没有。这不只是个人经历，也是当时中国那场大变革的浓缩。两千多年帝制骤然瓦解，变成一个新的共和国，而他是最重要的推手、缔造者。此后他还要经历一系列挫折，1925年也是在失败与挫折中去世的。

　　◎记者：中山先生最终安葬南京，是个人遗愿还是某种政治考量？

　　●李恭忠：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大都叶落归根。孙中山是广东香山人，按说该回香山，但他向来是逆传统的。安葬南京首先是他的个人选择。1912年刚辞去临时大总统，他带人到紫金山打猎，随口说过死后在此找块地安葬也不错，算一句戏言；到1925 年临终前，“葬在紫金山”成为一份正式的遗嘱。其实孙中山在南京的三个月，不只属于个人高光，更是一段没有完成的使命。中华民国成立了，但离他们当年要打造现代国家的目标还差得很远。葬在这里，就是提醒身后的人，跟他那句名言一样：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若回香山，便是尘归尘、土归土，后面的事与自己无关了。孙中山先生不是站在凡人的角度想问题，他想的是，“即便我不在世了，还要对这个国家有些用处。”他不是一个俗人，他是个超越的人。

　　◎记者：很多人去参观中山陵，觉得它既恢宏又简朴。设计师吕彦直在其中寄托了什么深意？

　　●李恭忠：吕彦直是天才般的设计师，35岁去世，作品不多，但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都是里程碑。要写一部中国近代建筑史，绕不开这两件作品。现场看中山陵其实很简朴，这恰恰是设计师和葬事筹备委员会的共识：这个地方既要有很突出的纪念功能，更要让游人在这里游览觉得很方便。它既要看起来庄重，又要看起来可亲、随和；既是严肃的，又很亲民的。这两个东西是可以融合的。

　　中山陵跟旁边的明孝陵是两种逻辑。明孝陵用皇宫手法，层层设关卡，普通人进不去；紫金山周围三十里都禁入，山脚下的孝陵卫就是守陵驻军。那是王朝时代专属帝王、服务于王权的纪念，不是公共的。中山陵不一样，它属于全体国民，甚至属于全世界人民。谁都可以来，而且欢迎来。来了看什么呢？一方面缅怀伟人，另一方面可以从中感受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与文化传承，以及它怎么在现代世界里推陈出新。

　　◎记者：中山遗产对南京城市建设有什么影响？

　　●李恭忠：人和城相辅相成。南京是古都，但古都是过去时。过去时有没有现在时、未来时？不一定。有的城市变成一座死城，但南京还能焕发现代生机，不得不说跟孙中山有莫大关系。不是说他本人做了什么具体建设，他选择葬在这里，让南京成为20世纪前期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国家的政治中心。政治中心汇聚关注，也汇聚资源。

　　南京直到1930年代初，在很多人印象里还很落后，道路坑坑洼洼，多是土路。它最重要的现代市政公路中山路1929年初才修通，为的是迎接奉安大典。以这条线为轴线，两边串联起一系列重要机构。1929年还制定了《首都计划》，那时南京汇聚了一批国内外专业技术人员，抱负是把南京建成当时中国的现代化都城。当然有些建成，有些没建成。

　　事实上，南京今天讲“博爱之都”，也是纪念孙中山。六朝古都的事太遥远，多是追忆；中山符号、中山遗产，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

　　◎记者：如果把南京比作一个人，底色是什么？

　　●李恭忠：南京本地人自嘲“南京大萝卜”，意思是朴实，不那么洋气。其实南京是沉潜、沉稳的。南京大学最早的校训是“诚朴”。“诚”是内在的态度与信念，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朴”是外在的朴素、低调，甚至有点谦卑，不张扬、不浮华。上世纪30年代学校改名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又改中央大学，校训加了两个字“雄伟”。那不只是一所大学的期待，也是对一个民族的期待。1952年院系调整后，南大回到诚朴、低调的状态，“雄伟”就成了志存高远。城市也像人，性格跟早年的经历有关。南京的底色，大概也在“诚朴”二字里。

　　记者手记

　　让文化遗产“活”在城市日常里

　　数千年来，这座城叫秣陵，叫建邺，叫江宁，最后称作南京。今天我们走读南京城，秦淮河边灯影摇曳，玄武湖上荷风拂面，好像是一场旧梦连着另一场旧梦。梦中人在江山里起落，梦外人在烟火里行走。

　　作家叶兆言在《南京传》里写过一句话：“历史可以传承，文化就是历史。”他在这本书里还记了一件事：王安石三次出任江宁知府，以粮为纲，废湖为田，把玄武湖填了变成良田。玄武湖因此消失二百多年，经过后来元朝的两次疏浚，才重新在南京版图上出现。不过，湖水面积大为缩减，再谈不上浩瀚二字。

　　这段往事引人深思。有人认为，一座城市的样貌从不是先天注定，而是一代代人持续塑造的结果。每一次对土地、水系、城郭的改造，都沉淀为历史，很难简单用是非对错去评判。

　　行走在中山大道，写字楼、医院、地铁站与夜市沿街排布，上班族从民国建筑下穿行，去就诊、买菜、追赶末班车。珍贵的历史遗产没有被高墙圈起、隔绝于世，它们嵌入日常，持续参与着城市的运转。

　　我们不由联想到今天的中山市。作为孙中山先生故里，中山的历史文化资源同样丰厚，翠亨村的故居与纪念馆，孙文西路的骑楼群，还有雍陌、左步等古村落散落各处。只是，我们的资源大多呈点状分布，彼此疏离。去年6月，市属一级国企广东中山文旅集团成立，把散在各镇街的资源往一处拢，打出一张“人间烟火气，湾区好生活”的名片。

　　对照南京文化遗产活化的实践不难发现，有统一的整合主体，不等于完成了空间的有机融合；资源整合，核心也不在于资金投入的多寡，关键要看文化遗产和市民日常生活的联结密度。不少空间只服务旅游，热闹全靠游客支撑，如果游客不来，再美的空间也只能空着。而南京众多历史遗存，扎根在市民日常通行的城市轴线上，保护的动力不只源于政策与经费，更来自生生不息的本地生活。

　　当然，我们不必照搬南京的模式，在中山复刻一条城市文化大轴线，但可以换一种思路，把孤立的“景点”，进一步纳入普通人的生活半径。比如孙文西路骑楼下，继续留住凉茶铺、裁缝店；让岐澳古道成为市民徒步散心的家常去处……给游客打造打卡场景的同时，也别忘记给本地人留出可以驻足、闲谈、安放日常的角落。

　　去中山码头采访的那个下午，我们分别乘汽车、轮渡两渡长江。在江水之上回望这座古城，不由得更加感慨，历史文化遗产能不能“活”下去，可能不在于修缮有多精致、故事讲得有多动人，而在于它是否仍被这座城市使用，是否仍与这一方水土作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