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曾侄孙女孙雅丽随“寻迹中山路·奋进新征程”联合采访组一道走进澳门，沿着先生在这座城市留下的足迹，从镜湖医院出发，一步步走回一百多年前“医人”与“医国”交汇的历史现场。

　　总策划：伍学标 游富廷 李庆辉

　　策划：陈晔 程明盛

　　统筹：吴森林 陈慧 朱晖 谢琼 冷启迪 谭桂华 明剑

　　文/本报记者 何淼 黄靖怡 图/本报记者 刘万杰 黄靖怡

　　镜湖印记：从诊室开始的转身

　　10月14日，镜湖医院正门处。铜像上方那条未来得及取下的淡紫色横幅，写的是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暨辛亥革命115周年献花仪式。每年10月9日，辛亥革命纪念日的前一天，镜湖慈善会都会在铜像前集会献花。从1986年铜像竖立起，一直没有断过。

　　镜湖历史纪念馆里，与孙中山相关的老照片与文献复制品静静陈列。澳门镜湖慈善会理事长刘永诚在一套诊桌、铁床的微缩复制模型前停下脚步，这还原的是1892年孙中山在此坐诊的场景，原件早已赠予翠亨村孙中山故居。

　　那年7月，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经本地绅商举荐，出任镜湖医院义务西医，成为澳门第一位华人西医。镜湖向来只用中医中药，他屡次申请兼用西医西学，“以济中医所不及”。这所华人医院由此中西兼备。

　　《镜海丛报》留存下孙中山对烧伤、结石、难产、鸦片中毒等病患的救治实例；孙中山对贫苦民众免收诊金，无力购药者酌情赠药。在镜湖义务看诊一段时间后，他计划开设草堆街中西药局，扩大施医的覆盖面，却面临资金缺口，于是向镜湖提出借款。展柜里，借据复制品的文字历历可见：“立领揭银人孙逸仙，缘逸仙订议在澳门大街开创中西药店一间，需本（银），寄办西国药料。今托吴节薇兄担保，揭到镜湖医院药局本银贰仟大圆……”

　　“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镜湖为什么肯借巨款？”刘永诚说，院方愿意信任他，一方面看重他出众的医术和个人品格，医院本身也希望引入西医服务澳门华人；更重要的是，他所传播的进步理念，获得了镜湖值理的认同。这两笔借款在当年已是一笔巨款，约占镜湖医院一年开支的一半。

　　除草堆街中西药局，他还在议事亭前地设立孙医馆。那时，孙中山每日辗转三处轮流坐诊：镜湖医院、草堆街中西药局、议事亭前地孙医馆，每处接诊两小时，让更多普通民众得到看病的机会。

　　1894年初，他托郑观应致信盛宣怀寻求引荐，打算北上天津，向李鸿章陈述强国主张；甲午战争骤起，北上之行落空，他没能获得面陈的机会。诊室里日复一日的民间疾苦，濠江志士反复的时局探讨，叠加建言无门的打击，让他慢慢认清：只凭一己之力医治病患，救不了积贫积弱的国家。理想由此从“医人”走向“医国”。

　　纪念馆一角还有一个橱窗，玻璃后面是孙家几代人与这座医院、这座城市往来的记录：孙眉从檀香山回乡后定居澳门，居所在风顺堂4号；1912年5月孙中山携卢慕贞和两个女儿抵澳；次年再来时，一家人住在龙嵩街孙眉家中。橱窗里陈列的不是宏大历史，而是一个家族在异乡落脚、与一所医院往来照应的日常。

　　“我一直想来这里，今天终于得偿所愿。”孙雅丽说。澳门和孙家渊源很深——这里不只是孙中山行医起步的地方，也是他革命思想萌芽的土壤。“我的曾祖父孙眉，还有家族不少长辈，人生最后的岁月都和这片土地紧紧相连。”站在这些旧物前，她说，仿佛可以回望先辈们走过的那段岁月。

　　记忆接棒：追随先生的香山华侨

　　走读的下一站，是郑家大屋——郑观应在澳门的故居。坐在郑家大屋，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学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历史学博士李业飞，将外公陈秉心在日本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历史故事娓娓道来。

　　陈秉心是香山县三乡古鹤村人，17岁经澳门赴日本神户谋生，在东方酒店任职部门主管；20岁前后受华侨志士影响加入兴中会，1905年经推荐加入同盟会。此后历经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五次改组，有人逃跑、有人被开除、有人背叛，他始终没有离队。1916年2月8日，孙中山向他颁发中华革命党三等有功奖状，嘉奖其慷慨捐资、筹募经费。

　　最惊心动魄的一笔发生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出现排华，陈秉心奉命调查神户华侨遭受迫害的情况并执笔报告，报告经支部转呈国民党中央后，于当年11月8日在上海《申报》详细刊出。日本当局被触怒，神户三宫警署将他拘押两个多月；翌年他愤然返国，晚年申请抚恤无果，1939年病逝家乡古鹤，终年61岁。“那份报告的作用，是让大家清晰地看到日本侵略者的侵略面孔——它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兆之一。”李业飞说。

　　这段历史重新被发现，靠的是史料挖掘的接力。2000年，李业飞一家到神户旅游，在华侨历史博物馆一张1913年国民党神户支部同仁欢迎孙中山的合影里，看到了“陈秉心”的名字；2011年辛亥百年纪念时，年逾百岁的母亲从床底下拿出珍藏了几十年的玻璃底片——几张古老的黑白影像里，坐在中央的是孙中山，母亲指着其中一人说，这就是她的父亲；侄子则到上海图书馆，从上世纪30年代的《申报》上找到了宝贵资料。

　　“手头有了这些材料，我一点点梳理、拼凑，外公追随孙中山的过往渐渐清晰。”李业飞表示，在梳理史料的过程中，他看清了外公这一代人的选择，也就看清了孙中山那句“华侨为革命之母”的分量——十次武装起义的钱粮枪炮，大多出自华侨捐献，而日本神户一地的主力正是香山籍华侨。在他看来，孙中山故居所在的翠亨与澳门同属旧香山，“中山和澳门不该分开讲——把两地的史迹串成一条线来宣传推广，孙中山的故事才是完整的”。

　　旧卷新证：1912年访澳，五天四晚

　　10月15日，采访团走读进入澳门科技大学，以“孙中山与澳门”为主题的“澳门学论坛2026”正在此地举行。论坛上，澳门科技大学讲座教授汤开建发布了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1912年孙中山澳门之行新认识》，依托《孙中山史事编年》《孙文全集》、报刊、日本外务省档案与五组一手影像，把行程还原到每一天。孙中山1912年5月22日乘船抵澳、26日夜乘炮船离澳，在澳门停留了五天四晚，而非以往文献记载的“三日”。

　　差出来的那两天，正是这段历史被遗漏的部分。汤开建说，其实22日人就到了，前两日办的是私事。汤开建认为，孙中山此行绝非“卸任后回乡的礼节性回访”，而是承载着五大目的：调解粤地内乱、开展非正式中葡民间外交、传播民生主义、联络华侨社群、私人归乡探访。

　　在论文中，汤开建把孙中山访澳的行程逐一梳理：5月22日从内港上岸，头一件事是去见兄长孙眉——劝他与“扶正同盟会”切割，是此行最要紧的政治任务；随后转往娱园落脚。24日排得最满：上午到镜湖医院出席华商欢迎会并演说，下午在春草堂与卢氏家族成员、飞南第合影，傍晚赴葡国军官在南湾陆军俱乐部的茶会，晚间赴澳督宴会。25日往香洲，登山临海，把商埠的街道与布局看了个遍。26日，澳督夫妇与文武官员、拱北关税务司等百余人在娱园设欢送会，张灯结彩，茶会舞会直至夜深，当夜乘炮船离澳。27日，一行人返抵翠亨村。

　　汤开建研究成果中提及的春草堂，坐落在卢廉若公园，也是采访团走读中颇具代表性的一站。走进公园，穿月洞门，过九曲桥，绕过假山，春草堂临水而立，池中养着龟和锦鲤。1912年5月24日那张流传最广的合影，就拍于春草堂的前门廊。

　　中山籍澳门设计师张玉廉打量着这座私家园林：“米黄色外墙是葡式的，廊柱带着新古典线条，整体格局却是中式对称，靠池的红色‘美人靠’，又是江南园林的做派——这种反差，正是澳门中西合璧的日常。”当年为卢家造园的设计师刘吉六，和张玉廉一样是中山人。一百多年前，两座城市的缘分已埋下伏笔。

　　一纸旧报刊，留下“孙医士”

　　澳门学者打捞史料有新发现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澳门的孙中山研究正走向纵深。澳门文化体育局高级技术员陈丽莲与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所长林广志，从档案、旧报与家族影像中不断打捞，渐渐有了不少新发现，他们也各自提出把这些散落史迹串成线路的设想。

　　■翻阅旧报档案重寻当年医迹

　　在郑家大屋旁的郑观应纪念馆里，一个展柜陈列着郑观应致盛宣怀推荐孙中山函的复制品。“信封上‘孙医士事’陶斋这几个字，是盛宣怀的亲笔批注。盛宣怀档案七万份卷宗里，能在信封上这样重点标注的情况非常少见。”陈丽莲说。1894年初，孙中山拜访郑观应，希望向李鸿章进献救国方略；郑观应托盛宣怀引荐，并协助办理出国护照。北上受挫后，孙中山写成《上李鸿章书》，吸收了郑观应“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的革新主张。

　　档案考订也在不断勘正旧说。陈丽莲考证，过去被视为“行医执照”的文件实为毕业证书——彼时孙中山并不具备在香港执业的资格，经本地人士牵线进入镜湖医院担任义务西医。《镜海丛报》登载的旧事同样鲜活：市民魏恒受痔疮顽疾困扰二十余年，经孙中山诊治痊愈后，携家人问诊、撰文登报。“这样的宣传，给以往只看中医的澳门民众打开了接触西医的窗口。”

　　陈丽莲格外看重的，是澳门华商群体的默默付出：陈芳之子陈席儒、陈赓虞暗中开展革命宣传，在官府追查之际被华人警探巧妙保全；卢九家族鼎力相助，卢焯之为孙中山登报造势，1912年孙中山到访澳门便下榻卢家春草堂。“根源是晚清政府的腐朽衰败。”她分析，当年澳门华人占绝大多数，却缺少话语权，商户常受官吏盘剥，支持革命，某种程度上也是为华人社群争取尊严与生存空间。

　　陈丽莲表示，中山、香港、澳门、广州串起了孙中山青少年时期完整的成长轨迹，各地史迹不该各自孤立。澳门有得天独厚的馆藏优势，拥有大量中文、葡文、英文原始报刊档案，三地可以携手打造文教研学线路，形成传播合力。“策展和学术研究不能简单重复过往叙事，要持续深挖一手档案，产出新的解读。更多的档案还在等待机缘被发现、被解读、被利用。”

　　■史迹活化串联湾区研学路线

　　“我们纪念孙中山，已经走过百年历程。回望这百年纪念史，就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仅仅是为了纪念吗？”林广志认为，纪念之外更要深挖史实内涵。

　　过去不少研究把目光集中在1892年至1912年这二十年，“实际上，孙中山的夫人、女儿、女婿都在澳门生活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澳门既是孙中山投身革命事业的起点，也是孙中山家人的避风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给予孙中山家属很多关怀，镜湖医院以及澳门社会各界也对孙中山的家人多有照料。

　　在他看来，26岁的孙中山在澳门行医一年多，事业相当成功，却在“医人”还是“医国”的历史性抉择中选择放弃收入丰厚的医生职业，这一点对当代年轻人有重要启示：在个人发展和国家民族前途之间，应该如何取舍？澳门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与桥梁，孙中山正是从澳门走向世界；而中华文化始终占据主流——从孙中山、郑观应到杨匏安、容闳，这批香山先驱既坚守中华文化根基，又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西方先进思想与技术，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

　　澳门留存的孙中山印记可分两类：他实际生活、工作留下的史迹，如镜湖医院、草堆街中西药局；后世纪念形成的遗存，如相关马路、公园。“我们计划把两者整合，打造完整的‘孙中山在澳门的足迹’主题线路。”林广志谈及两地常态化研学交流，表示已有不少合作基础。目前，围绕郑观应研究，澳门科技大学在中山三乡雍陌村、郑观应故居设立了实践基地。下一步，他计划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孙中山足迹线路，“以中山为起点，串联湾区各地，凝聚湾区共同历史记忆。”

　　走读手记

　　濠江觅先生

　　——纪念在日常，往来在路上

　　到澳门的第一天，我们就发现这座城市“住着”孙中山。

　　纪念孙中山市政公园里，澳门大同太极拳社社长李荫祥带着太极拳学员在孙中山铜像下晨练；镜湖医院门前的鲜花，一束接一束不曾断过；澳门回归以来，主题邮票、专题展览、纪念活动代代延续。纪念在这里不是仪式，是日常。

　　史料告诉我们孙中山做了什么，现场让我们理解他为什么，这大概就是重走历史现场的意义。孙中山在镜湖、中西药局日复一日地问诊，与底层百姓真切地接触，再加上镜湖当年的信任与扶持。这些琐碎而具体的事，慢慢催生了他从“医人”转向“医国”的思考。

　　“当年孙中山愿意把家人托付给澳门，能看出这座城市的温度，澳门人也一直长情地纪念他。”陈丽莲感慨。孙中山与澳门的这份情谊，今天有了新的落笔处：以史迹为线，中山与澳门正把这份情谊续写成越来越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孙雅丽创办孙中山文化基金会，带着中学生循孙中山足迹走访，不仅回望历史，也要看见国家当下的发展，继承先生越挫越勇、永不言败的精神；林广志要以中山为起点，打造大湾区孙中山足迹线路；李荫祥每周往返澳门与中山三乡，教授太极拳课程；中山医药企业喊出“借澳出海”之余，澳门转化医学中心谋划着把澳门的国际窗口对接中山医药产业优势，让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尽快落地为民所用。

　　先生当年踏出的道路，总有人接续前行；先生留下的故事，也需要不断被重新讲述。 唯有年轻人读懂他启程时的初心，这场跨越百年的纪念，才算真正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