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波的新作《阮玲玉评传》出版了。

　　这次，他一改过去专注历史研究的路径，突然写起了女性题材。他说主要是受到了外界刺激。去年，他的《中山简史》出版，我在评论中透露了他取向性学研究的嗜好。不承想这条信息在坊间广为流传。

　　他誓言写一本性学专著。

　　胡波是一位雷厉风行的人，大概是2022年春季，文友小聚，他告诉我：市委宣传部“香山文脉”系列丛书的策划方案通过了，首批写10个人，有阮玲玉、吕文成、黄苗子、黄佐、郑观应、苏曼殊等。

　　我当即请缨写阮玲玉。那时，我刚写完《山河血脉》，其中就有阮玲玉的章节，为此阅读了10余本介绍阮玲玉的专著，但当时篇幅有限，写得很不尽兴。阮玲玉是一位很有生命质感的女性，她短暂的人生，欢喜与悲愤交加，顺遂与坎坷同在，精彩与颓废相伴。恰如作家戴彦所云：“阮玲玉是20世纪上海的第一个‘骨感美人’，瘦削修长的身材，袅娜多姿；细长飞挑的眼睛，不笑时流露出自然天成的忧戚感，有一种‘烟视媚行’的风姿……在滚滚红尘中，飘零的是她疲惫的红颜。张达民的无义，唐季珊的无情使得阮玲玉独自站在高高的被告席上……或许，活着真的太难了；或许，她此时才明白她所扮演的苦难女性为什么最终选择自杀；或许，只有死亡对此刻的她是最具吸引力的。”

　　阮玲玉的故事无疑是炸裂的，她满足了文学体裁的所有要素。

　　胡波告诉我：“这个题材我已经开始写了。”说话间，带着几许狡黠，他好像说：性学专著由此开始。

　　但我很疑狐，如何把阮玲玉写成性学专著呢？

　　《阮玲玉评传》出版首发，适逢第十五届中山书展开幕，胡波受邀作“情感与理性”的专题报告。开场便说：“有一位老兄将我研究性学的信息，公之于众了，朋友们都期待着我在性学研究方面有所成就，《阮玲玉评传》就是回应大家的。”

　　会场上有位朋友将胡波的话发给了我，当时我恰在河北正定考察南越王赵佗故里。得到信息甚是好奇，怎么就把阮玲玉写成性学专著了呢？

　　几天后，我急火火地回到中山，迫不及待地找来《阮玲玉评传》，虽然没有读出性学专著的感觉，但也没有失望，作品的质量是毋庸置疑的。胡波毕竟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历史学家，尤其擅长香山近代史研究，阮玲玉作为香山人物，自然在胡波的学术视野之内。

　　从历史角度审视和书写阮玲玉是胡波的长处，他就像一位长期凿空历史的矿工，每时每刻都在发掘着新信息、新认知和新能量。他的《香山买办与近代中国》《商会与商道》《香山文化研究》《辛亥革命前后的中英经济关系》《被误读的思想传统》《郑观应和他的时代》《中山简史》等，就是这样折腾出来的。

　　阮玲玉时代的上海，正是中国近代最波澜壮阔、最精彩纷呈、最残酷血腥的一段时期。研究香山文化，自然离不开上海——这座香山人呼风唤雨的城市。十年前，我曾经带队采访“中山人在上海”系列报道，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这一段历史，毫不夸张地讲，上海的近代史就是香山人与宁波人的奋斗史。不同的是，香山人走的是政商通吃的路，宁波人走的是黑白通吃的路。胡波对这段历史相当熟悉，上海社科院很多学者都是他的好友，如熊月之、宋钻友、葛涛等，因此，书写阮玲玉自是手到擒来。但是，写好并不容易，如何从众多反映阮玲玉的作品中，突出重围独领风骚，难度还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胡波是个聪明人，他已经习惯了在思接千载妙趣横生的历史巷道中进进出出，凿空——俨然成了他挥洒激情的生命态，在那里他勤勉而不停歇地蛄蛹，由此找到了太多的激情，产生了太多的快感。

　　历史之所以妙趣横生，还在于它显示出一系列随机事件的精彩排列。如果把人类历史比作一具有永续寿命的有机体，那么个别事件则是这个有机体中最富有质感的鲜活细胞，而事件的产生和消亡亦是历史规制中的随机现象。因而，把一个个具体的事件乃至参与事件的众多因素，视为历史的必然产物或决定论的对象，则几乎是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形而上学的观念。

　　胡波就是这一观念的践行者，他将中国影视界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阮玲玉拉到读者面前，目的是揭示阮玲玉及其时代所留下的历史印痕，那无疑是一幅精彩绝伦的偌大画卷。20世纪初叶，上海从屈辱中崛起，它宛如中国的“文艺复兴”，不仅带动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带动了中国新型政治力量的兴起，更带动了崭新商业文化的传播，中国电影就是这时候走进国人视野的。此时，阮玲玉还在学校读书，她最爱去的地方是广东大戏院，那里经常上演戏剧和电影，广东老乡对这位小姑娘十分宽容，基本上不收门票，她的艺术潜质就是在那里激发出来的。看完戏剧或电影，她经常模仿剧中人，那一招一式惟妙惟肖。她最崇拜的人物是美国舞蹈家邓肯，那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她对舞蹈的理解与诠释完全超出了艺术范畴，她认为舞蹈即生命的挥洒，身体作为舞之语言，应该像上帝赐予女人之魅一样，尽情展现给这个世界，她的出现唤醒了亿万女性的生命因子，特别让中国知性女人看到了希望，这对阮玲玉以后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

　　阮玲玉15岁那年，遇见了她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法定丈夫张达民。此人与阮玲玉同乡，其父曾经在广东做过三品官，辛亥革命后转进上海做生意，先后开办张利昌和张亨昌两个字号，专办招商局沪宁铁路的枕木和油漆。当时，沪宁铁路总办钟文耀与张利昌老板是亲戚，这笔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张亨昌还利用熟悉鸦片生意的路子，在上海广售鸦片，很快张利昌和张亨昌就发达了。那时的张公馆是上海乍浦路有名的高宅大院，张老爷仅小妾就有8位，子女17人。但张夫人只认她自己生养的张慧冲、张晴浦、张慧民和张达民。小妾及其子女全部拒于大宅门之外。

　　此时，阮玲玉的母亲就在张府帮佣，由于手脚勤快，很有眼色，深得张夫人信任，于是，张夫人出面将阮玲玉介绍到张老爷任校董的崇德女子学校读书，直到初中二年级。这期间，张府又在海宁路建了新宅，阮母依然在旧宅帮佣，等到张达民再次见到阮玲玉时，阮玲玉已经长成15岁的俊俏少女了，她那清秀而优雅，超凡而纯净的气质，猛然间将张达民这位纨绔子弟给倾倒了。于是，阮玲玉的悲喜人生开始了。

　　历史之于人是一具宏大的机器。它总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将众多的个体压缩成微型颗粒，而能构成决定论对象的只是隐现于无数随机事件所组成的历史晶体，绝不是诸多单个事件之间的关系。具体说，即展现任何的历史画面，都是一个历史颗粒群的发掘和精选，它们处在一个生态系统中，共生共存，历史的厚重感也源于此，聪明的历史学家从来不会拒绝生态型发掘。历史著作也总是把一个个历史事件串接起来加以描述，这种方法乍看起来是反历史的，但它却是历史审美所必须的。同样的事件，经过不同的历史学家去串接，可以产生无数个出处相同而故事各异的版本，因为同样的历史有无数个断面和角度，应该说有多少历史学家就有多少种历史精彩，假若世界上只有一个历史学家，那么世界历史一定会成为孤证。这对后人绝对不是好事。

　　生态学告诉我们，在自然界中最重要的一条生态规律就是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经过几十亿年进化发展的结果，它是生命支持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有了生物多样性，才能够形成生物链，才能保持生命系统的动态平衡、互惠共生和协同进化。一旦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生命系统就将面临整体坍塌。

　　历史生态同样如此，它是自然信息、生态信息和人类社会信息等诸多信息的总体结晶，若提取某一信息，势必要带动与之相关的众多信息，惟其如此，才能让今人更全面地了解我们所提取的那个信息以及它所处的历史生态环境。《阮玲玉评传》显然注意了这个问题，它在发掘阮玲玉的同时，还带出了一众与之相关的历史信息，从而让这部著作更有历史纵深和广度。这是一位成熟的历史学家必备的素养，因为，历史是一个普遍联系的存在，纯粹单一的信息不可能存在于历史时空中，当然发掘历史也一定是立体的发掘。

　　历史多样性势必带动话语生态的多元共生。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认为：“人类知识中全部客观性问题，是与科学事实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的。”历史是一部包含着真理与文化的大书，它恰似万古长青的原始森林，那一望无际的树冠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果实，我们站在其中如何甄别它们哪些属于真理，哪些属于文化，是一件十分烧脑的事情。真理与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真理是事先做出的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理性判断，而文化则是人类生活经验的沉淀，既包含真理也包含谬误。历史学家的功力就体现在真理与文化的甄别上。

　　黑格尔认为，理性认知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铺陈过程。它具有科学的认知论和方法论，它不仅告诉我们历史是可知的，而且告诉我们通过理性认知是可以抵达历史真实的。但感性认知也告诉我们，浩瀚的历史时空并不是一种认知功能所能支撑的，大量的历史真实需要感性认知。我们所说的历史真实，只是一种曾经的客观存在，这种存在相当一部分与真理无关，大量的历史存在属于感性范畴。如阮玲玉的生活经历，其中很难判断哪一段是真理，哪一段是谬误，但它的的确确是曾经的存在。历史学家与哲学家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探究历史的真实，后者探究未来的真理。二者在思维方式上亦有区别，前者既重视理性也重视感性，后者却纯粹的理性思维，因为，哲学家不能把想象当作真理。

　　与哲学家相比，历史学家有着更为宽松的话语环境，它不会局限于三维时空，必要时也可以进入想象与心理空间，来展现某个在三维空间难以展现的事物。在这种话语环境中，历史成了一条超大型的信息之河，任历史学家穷尽毕生精力亦享用不尽，“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在这条悠长的历史巷道里，历史学家会有一种日日新、苟日新、又日新的感觉，会体味“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意境。有些历史学家说不定还会品尝“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的味道。

　　我猜想，胡波写《阮玲玉评传》就是这种感觉。20世纪初叶，上海俨然成为与巴黎、伦敦和纽约媲美的魅力城市，它的传说虽然悲壮而复杂，但结果却促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有人说上海是“十里洋场”，有人说上海是“冒险家乐园”，也有人说上海是欢乐至死的“不夜城”。由此，它成了中国革命的摇篮，民族资本主义的教场，商业文化的繁华地。阮玲玉就是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艺人，她的苦难与幸运、自卑与自信、荣誉与毁誉，甚至生与死都与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阮玲玉评传》无疑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无论其历史的纵深抑或时空的广度，都是其他作品难以比拟的。在这种环境中叙述故事，其话语风格自然是多元的，这也是衡量一个历史学家睿智与蹩脚的重要标准。

　　胡波显然是自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