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山水之间的翠亨村，如今的身份更加显赫了。

　　她是咸淡水文化的融点，华侨华人文化的亮点，世纪伟人孙中山的起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兴奋点。

　　可以这样说，翠亨与中国近代史千丝万缕的关系，是中国百万村庄难以比拟的。无疑，它是中国最厚重、最负盛名的文化地标之一。能为这样一座村庄著书立说是荣幸的。它让我真切地走进中国近代波澜壮阔的历史，进一步认识了驾驭时代风云的孙中山、陆皓东、杨鹤龄、杨心如、杨殷，以及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与复兴付出生命代价的翠亨儿女，他们用鲜血书写了伟大祖国的苍翠亨达。为着他们的宏愿，我为这部书取名《中国翠亨》。

　　就文学而言，穿越历史是为了完成一次审美之旅。因为被历史掩埋的时空里隐藏着太多金光闪耀的宝藏，作家必须用审美的眼睛去发现它、重塑它，让它成为人类前行的路标。

　　有人说，欣赏是与历史对话的最佳方式，这话有些道理。康德认为，“历史是大自然一幕隐蔽计划的实现”。它宛如一部神秘而厚重的连续剧，无论如何，躬身掸靴是必须的。

　　这大概就是我书写翠亨村的初衷吧！

　　据此，我对莫言所说“文学从来就不是唱赞歌的工具”不以为然，这话太绝对了。难道文学是抹黑的工具？好像也不对。还是老人家说得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唱赞歌的作品有优有劣，不唱赞歌的作品同样有优有劣。可见，唱不唱赞歌不是评价文学的标准。

　　文学毕竟是人类前行的啦啦队，应该在百家争鸣中唱出希望和力量，而不是低吟灰心丧气的挽歌。文学是一项主观意识很强的创作活动，对待同一事物，一百个作家有一百种看法，这才是百花齐放。一棍子打下去，只剩下“蜣螂虫”了，这是文学氛围吗？

　　人世间，真善美是主流，假丑恶是小支流。

　　任何作品都应是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的。尤其是纪实类文学，它起之于真，求之于真，归之于真。真——成了纪实类文学的重要标志，这不仅体现在事实判断的真，也体现在价值判断的真。《中国翠亨》尝试着将价值判断融入事实判断之中，企图在历史生态链中构建一个文学的“小木屋”，让它成为“历史珍珠”的纪念馆，为后来者提供一些赏心悦目的参考物。

　　事实判断说到底是一种系统性认知。我们的世界可以用系统的概念来描述和解释。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事物也是普遍联系的。格式塔心理学有一句格言：“整体多于它的部分之和。”它告诫我们，认识客观世界需要一个系统的概念和模式。这种思维方式就叫系统世界观。《中国翠亨》的事实认知，是一项艰巨而庞大的任务，它涉及遥远的时空和众多的人物事件，作家的抵达变得困难重重。好在当今世界是一个“地球村”，便利的网络将我们的触角延伸到需要抵达的任何历史场域，这对事实的发掘与甄别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纪实类文学强调抵达，事实的认知需要抵达，应该说，抵达是纪实类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但是，抵达不只是身体的在场，尤其是历史题材的抵达，新认知和新价值的抵达似乎比身体的抵达更重要，原因是我们已经无法穿越到那个曾经鲜活的历史场域。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大都是间接的，但间接的认知不等于没有抵达，因为历史时空是昨天、今天和明天的连续，这个完整的时空链就是一个完整的信息链。我们抓住这个时空链就抓住了历史真实。

　　而体现历史真实的是思想。它是新认知和新价值的发现者与承载者，事实浩如烟海，深入其中捞取“历史珍珠”，需要一张疏而不漏的网，这张网就叫思想。它承载着我们对新认知和新价值的编码、重构、审视和追问等。作家能够在什么程度上认知事物的复杂性，新认知和新价值就能抵达什么深度。

　　从哲学意义上讲，深度是思想抵达真实的程度，而真实又造就典型的纯度。别林斯基认为：“典型性就是作家的徽章，在真正有才能的作家笔下，每个人物都是典型。”纪实类文学的典型性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生活提纯之后的文学真实。

　　求新求真的过程，也是审美感知、审美体验、审美升华的过程。曾几何时，我们将真实与审美对立起来，认为真是客观存在，是隐藏在事物深处的金。而美则是一种无形的感受，说不清道不明。其实，真到纯净就是美，美到极致就是真，所以叫真美。它之所以不容易被人发现，就在于它是汗水浇灌的果实，是提纯之后的金。

　　实际上，一部优秀的纪实类文学作品应该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体，它的骨血中交融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深度思考。而这种思考往往会导致一种解读空间的包容开放，从而便于人们在悦读中生成一种超乎寻常的审美体验。

　　《中国翠亨》能否达到这种境界，我对自己没有信心，好在我所书写的对象是翠亨村和孙中山、陆皓东、杨殷等时代骄子，他们自身的光辉就是最美的人类图景。

　　我们没有必要在英雄身上涂脂抹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