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夏始。香山书院绿竹猗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丰富而深刻的象征意义，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便是以此为审美底色的一个名士群体，延展开来的“魏晋风度”更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符号。

　　回望千年，竹林七贤是怎样聚集在一起的，又是怎样散伙的？他们与三国魏晋的政治有什么关系？他们的命运和结局，给中国士人的精神世界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魏晋风度的精神内核是什么？从竹林风到香山魂，我们可以获得哪些启示？5月24日，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百家讲坛主讲嘉宾刘强亲临香山书院，带领市民读者走近竹林七贤，感受魏晋风度。

　　竹林七贤

　　越名教而任自然

　　在距今约1800年的魏晋时期，一群身着宽袍、啸傲山林的文人群体，以其独特的生存姿态和精神追求，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就是“竹林七贤”。这一群体由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七人组成，活动于三国曹魏末期至西晋初年的政治动荡期。他们既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文人沙龙，更是中国文化史上极具象征意义的精神符号。

　　刘强教授归纳了关于竹林七贤的“四大谜团”——人数之谜、传播之谜、地点之谜以及聚散之谜，并进行了详细剖析。他指出，竹林七贤的人数并非七人，而是十余人；“七贤”实则出自《论语》：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有标榜之意。

　　另外，“竹林七贤”这一命名出现在东晋初年，晚于七位名士生活的三国魏末百年之久。这种“滞后定名”的现象，折射出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独特逻辑：古人更注重以生命实践赢得后世的精神追认，而非生前的自我标榜。

　　关于竹林七贤的活动地点，历史记载与学术争议交织出独特的文化图景。他们以河南为中心，形成了黄河南岸洛阳（以阮籍为代表）与黄河北岸山阳（今河南焦作修武县，以嵇康为代表）两大文人沙龙。云台山的山水灵秀与洛阳的都市人文，共同孕育了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精神气质。

　　人们认为，“竹林七贤”得名，缘于他们“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但著名学者陈寅恪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提出，“竹林”并非自然地理概念，而是源自佛教“竹林精舍”的文化隐喻。也就是说，七贤的活动场所并不一定是真正的竹林。这一观点可谓石破天惊，影响巨大，直到今天学术界对此仍有争论。

　　竹林七贤的聚散离合，始终与曹马之争、魏晋易代之际的政治漩涡紧密相连。山涛因与司马氏的姻亲关系，在政治博弈中几经隐仕；阮籍因家族与曹氏的渊源而陷入“站队焦虑”，最终以醉酒避世；嵇康则因娶曹操孙女（一说为曾孙女），被牢牢绑定在曹氏阵营，最终因拒绝与司马氏合作而遭杀害。“嵇康之死”成为竹林七贤解体的标志性事件，也将中国文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气节推向巅峰。

　　魏晋风度

　　废墟上开出自由的花

　　“魏晋风度”是由鲁迅在1927年首次提出的文化概念，实则是对汉末魏晋时期特殊时代精神的高度凝练。宗白华先生曾评价：“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富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这种矛盾性，恰恰孕育了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审美自觉与人格觉醒。

　　刘强教授将其谓之“废墟上开出的花”，并将魏晋风度的核心概括为“求自然、求自我、求自由”三重精神维度。

　　求自然，即魏晋士人以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为旗帜，试图突破儒家礼教的束缚，回归生命本真。这种追求既体现在思想层面的“非暴力不合作”（如嵇康隐居山阳），也表现为生活方式上的亲近自然（如隐士择名山大川而居）。值得注意的是，竹林七贤的“自然美”与当时社会盛行的“阴柔美”形成鲜明对比。例如嵇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的阳刚气质，刘伶“土木形骸”的放达姿态，均展现出对雕琢美、病态美的反叛。

　　魏晋时期，士人对“自我独特性”追求强烈。东晋清谈家殷浩面对挑衅曰“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宣告自我价值不可替代；王戎之妻更以“卿卿我我”打破礼教桎梏，成为早期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缩影。这种对“独一无二”的执着，在《世说新语》中随处可见，士人们于方外求我、酒中求我、情中求我，希望建立卓尔不群的独立人格。

　　与之相适，自由精神在魏晋士人中也呈现出多元形态。向秀隐居山阳，是隐逸的自由；嵇康作《广陵散》、王羲之写《兰亭集序》，是艺术的自由；而嵇康临刑前“顾视日影，索琴弹之”的从容，则将自由追求推向“向死而生”的哲学高度。

　　无怪乎冯友兰先生将“真名士”的必备素质概括为四点：玄心，即超越功利的哲学思辨能力；洞见，对现实的清醒认知与价值判断；妙赏，对美的敏锐感知与鉴赏能力；深情，重情至性，超越礼教束缚。一一对照，不难看出魏晋风度确实是一种时代精神和人格理想，是一种超越性的人生价值观和审美性的人格气度。

　　当代价值

　　在中山听见历史回响

　　竹林七贤的啸声已远，魏晋风度的余韵犹存。他们的当代价值，最终需通过文化认同实现转化。

　　清末民初，香山大地涌现出一批开风气之先的人物：郑观应著《盛世危言》，提出“商战”思想，成为近代维新运动的先声；唐廷枢创办轮船招商局，推动中国近代工业化；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践行“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

　　这些香山先贤身上，既有着竹林七贤“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反叛精神，更兼具魏晋士人“情系天下”的担当意识。他们虽相隔千年，却在“超越时代局限、追求精神理想”的维度上产生了历史的镜像，发出一种隐秘的共鸣。

　　从河南云台山的竹林到广东中山的古香林，从三国乱世的精神突围到当代都市的价值重构，中国文化中对自由、真我与美的追求从未间断。中山作为连接传统与现代、岭南与中原的文化枢纽地带，既承载着魏晋风度的历史基因，也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续写着开放、包容、多元的精神新篇。

　　如刘强教授所讲，我们今天走近竹林七贤，不是要模仿他们“裸奔饮酒”的外在形式，也不是简单复刻古代生活方式，而是对其内核进行现代化诠释，汲取其对精神自由的永恒追求、对个体价值的坚定信念、对世俗功利的理性超越。即便没有空间上的竹林，也可以在心灵开辟一片精神上的“竹林”，让魏晋风度成为穿林而过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