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步苗乡的粽子，不是那市井间随意可得的食物。它固执地保持着一种近乎苛刻的纯粹，如同苗家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不容半点敷衍。每当端午临近，朋友圈里那些五光十色的粽子照片便如潮水般涌来，却总让我想起母亲包粽子时那具有仪式般的专注神情。

　　糯米须是自家田里种的。城步的高山梯田，云雾缭绕，种出的糯米格外甘甜。记得小时候，父母总要专门辟出五六分田来种糯谷，大半留作过年打糍粑，小半便是为了端午这天的粽子。那糯米粒粒晶莹，捧在手心仿佛能闻到泥土与阳光的气息。母亲说，外头买的糯米不是陈米就是抛过光的，哪有自家种的干净。她挑米时总要对着光细看，那些不够饱满的颗粒便被她长茧的手指一一拣出，动作轻柔得像在对待初生的婴儿。

　　摘粽叶是父亲带我去做的活计。三公里外的山坡溪边，箭杆叶在微风中摇曳，宽约五寸的叶片青翠欲滴。新摘的粽叶带着山野的清香，那是任何人工香料都无法复制的原生态气息。溪水潺潺，叶片相碰发出沙沙声响，确如某种古老的苗歌旋律。父亲教我辨认什么样的叶子才算上乘——不能太老，老了包粽子会裂；不能太嫩，嫩了经不住蒸煮。后来我长大些，竟成了寨子里摘粽叶的能手。端午前的山坡溪边，三五个苗家少年跟着我，笑声惊起了林间的山雀。母亲总说：“要吃粽子，先得把粽叶摘回来。”这话里藏着生活的道理——没有付出，何来收获？

　　包粽子时，母亲长茧的手指灵活得令人惊叹。两片粽叶在她掌心轻轻一卷就成了甜筒状，舀入糯米后用竹筷压实，叶片翻折封口，最后用粽叶捆扎。那粽叶也是新鲜采来的，浸泡后变得柔韧异常。母亲捆粽子时总要在最后打一个精巧的结，她说这样煮的时候才不会散开。我看着那些生粽子在桌上排列整齐，像一队等待检阅的士兵。

　　煮粽子用的是祖传的生铁鼎罐，柴火必须取自深山的老杂木。母亲说这样的火才是狠火，能直透米心。三个时辰的狠火蒸煮，满屋飘散着粽叶与糯米交融的香气，那是一种能渗透记忆的味道。小时候，我和弟弟总围着火膛转悠，眼巴巴地望着那口冒着热气的大鼎罐。母亲给我们一人两个粽子后，便把剩下的高高挂在房梁上——不是她吝啬，而是怕我们贪嘴吃坏了肠胃。

　　寨子里的人吃粽子，大多喜欢蘸着白糖，让糯米的甘甜更添一层滋味。可我却偏爱原汁原味的吃法，轻轻剥开粽叶，那高山糯米的清甜和新鲜粽叶的草木香便扑面而来。咬上一口，米的韧劲、叶的芬芳在唇齿间交织，仿佛整个苗乡的山野气息都浓缩在这一口粽子里。母亲见我这般吃法，总是笑着说：“这孩子，倒是懂得品真味。”

　　粽子在城步苗乡不仅是食物，更是情感的纽带。母亲总会精心挑选几串最饱满的，让我给住在山坡上的舅舅送去。寨子里谁家小伙子定了亲，端午这天必定要提着粽子去女方家“送节”。那些系着粽叶的粽子，承载着比糯米更沉甸甸的心意。记得有一年干旱，糯米收成不好，母亲还是包了粽子，只是个头小了许多。她把最大的几个悄悄塞给了我病中的祖母，自己只尝了半个。那时我不懂，现在想来，那半个粽子里包裹的是怎样深厚的情感。

　　如今的城步苗乡，端午节有了包粽子比赛，苗家女子们围坐一堂，巧手翻飞间一个个精致的粽子便诞生了。县里的孵化基地工作人员还会带着食材去看望留守老人，让粽香温暖那些孤独的心。这些新习俗为古老的节日添了几分热闹，但苗乡人对粽子本真的追求从未改变。

　　我离开家乡多年，吃过各地的粽子，广式的咸香，浙式的甜糯，闽式的料足，却总不及母亲包的那般滋味。或许乡愁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附着在味蕾上，潜伏在记忆里，在某个月明之夜突然苏醒，让人辗转难眠。城步苗乡的粽子，是刻在游子心上的印记，是漂泊在外时最温柔的疼痛。

　　又是一年端午至，我仿佛又看见母亲坐在吊脚楼门槛前，膝头放着一盆清水，正一片片清洗着青翠的粽叶。阳光透过梨树的枝叶，在她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那画面如此清晰，恍如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