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中山市的外来人口占比逐年增加，其文化适应问题已成为观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窗口。

　　本文从语言习得、惯习调适与劳动场域三重实践维度，揭示薪资差异、方言权力等物质条件对文化适应的形塑机制；并结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广东省人民政府现有的推广普通话法律，以及政策文本，印证政策干预对文化融合的加速作用；从而加深我们对改革开放史在区域性的认识，也为中山市构建“新市民”治理体系提供有益建议。

　　一、语言习得：从工具理性到身份认同

　　语言作为意识的载体，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这种迫切的需要来自生存所必需的劳动。对于20世纪90年代迁入中山的第一代外来移民而言，学习语言是为了快速适应新的生存环境，这种学习是一种工具性的学习，它存在于从事不同职业的第一代外来移民中，他们将学习语言作为生存的工具。这一学习的过程，是外来移民适应本地文化的过程。

　　语言工具化的物质基础在于生产关系的调整。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制度设计为中山市第一代外来移民学习语言奠定了基础。中山市作为改革前沿城市，大量的外来移民涌入，寻求更多的就业机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带来了劳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劳动力地域构成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大量进入中山市的第一代外来移民必须掌握新的语言工具，以此适应粤语为主的本土语言环境。

　　而第二代外来移民，即21世纪后迁入中山的外来移民，以及外来移民后代（普遍出生于21世纪后）在语言习得上会表现出更少的工具理性。因为在2000年后，国家语言政策强力介入，形成“双重语言市场”。2000年10月31日的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其第一章第三条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在市级层面，中山市委、市政府早于1992年4月11日即颁布《关于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十项决定》。可见中山市一级对于推广普通话的重视早于中央层面。

　　在省级层面，广东省人民政府在2011年12月12日颁布《广东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定》。到这时，在中央、广东省、中山市这三个不同的层级，国家都为推广普通话制定了法律和相应的政策文件，这为方言权力结构消解奠定了相对完整的法律和政策基础。

　　因劳动者地域结构的调整和国家推广普通话这两个因素相互叠加，使得中山市语言使用环境出现变化，粤语的使用人群相对减少，其他地区方言的使用人群相对增加。因此，在推广普通话后迁入中山的第二代外来移民，和成长起来的外来移民后代，普遍使用普通话作为劳动和生活交流语言。在这一过程中，第二代外来移民和外来移民后代的身份认同随着语言环境的变迁发生了改变。而本地居民出于劳动与生活的需要，也不得不使用普通话与外来移民交流。国家推广普通话的法律和政策又进一步推动了本地居民使用普通话。普通话的广泛使用进一步推动了外来移民身份认同转型。由于外来移民后代长期生活在外来移民和本地居民相互交融的劳动环境，和广泛使用普通话的语言环境中，他们的身份认同被这种社会经济环境和语言环境所重塑。

　　二、惯习调适：传统惯习的辩证扬弃

　　惯习是地域文化的载体，生成于特定地方的劳动方式。外来移民及其后代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由于其劳动方式随着生活地域的迁移发生了变化，其惯习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适，以符合自身的生存需要。

　　饮食文化作为惯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着个体的生活观念。饮食文化的调适代表着个体生活观念的变化。在饮食文化的调适中，酒的比重和地位变化尤为明显，这也带来了酒桌文化上的变化。饮食文化的变化还包括了饮食口味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来自于迁入地饮食文化对外来移民，以及外来移民后代的长期塑造。而外来移民及其后代迁出地传统饮食惯习的差异，也影响着他们饮食惯习的调适，以及文化适应的个体经验。饮食习俗上存在的差异，也会让外来移民及其后代在饮食文化上有调适。

　　作为惯习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包习俗与饮食文化共同承载着地域文化。为了融入中山本地的劳动关系，从而持续地在中山生存和发展，外来移民必然要在惯习上做出调适，以适应地域文化的变化。这也必然会导致外来移民个体的红包习俗发生变化，承担新的社交功能。尤其在社会关系变化和本地文化的影响下，其红包习俗融入了更多本地文化的因素，以适应移民后的生存发展环境。

　　外来移民传统惯习的调适，不仅包括了饮食文化和红包习俗这两个方面，还体现在家庭关系的空间重构。在改革开放后迁入中山市的外来移民中，有大量的外省迁入人口。对于外省迁入的外来移民，因为迁入地和迁出地的距离相对较远，返乡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超出了一年的劳动收入，所以相较于省内迁入的外来移民，他们的返乡频率更低。这为家庭关系的空间重构奠定了地理距离和交流频率上的基础。

　　外来移民的低返乡频率又进一步影响了移民后代的家庭观念，推动了家庭关系的空间重构。移民后代成长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本身就与父辈、祖辈所处的历史阶段存在着巨大差异，地理距离的阻隔和交流频率的稀少使这种代际差异演变为人际关系上的疏离；进而推动家庭关系的空间重构。这种重构出现于改革开放以后，在大规模人口流动和计划生育的背景下，原子化小家庭不断涌现，原有宗族组织加速瓦解。因此，在原子化小家庭中，父亲和母亲承担起了大部分社会经济与法律责任，并成为小家庭的实际决策者。对于在原子化小家庭成长起来的移民后代，他们成长、发展靠父母而不是靠亲戚，亲戚的工具性意义被大大降低，这就导致他们更少主动与亲戚开展并维系亲情社交，原有家庭关系必然在现有劳动空间中被重组。

　　三、劳动场域：生产关系重构中的身份转化

　　外来移民文化适应，包括语言习得和惯习调适，是在劳动场域的迁移中生成。中山市所处的珠三角地区，在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日益增加的消费群体和市场需求又推动了各类产业的发展。在薪资、产业结构和市场需求等经济因素的共同驱动下，外来移民选择迁入中山，寻求更多生存机会。

　　外来移民在迁入中山进行劳动后，会面临身份认同冲突。对于20世纪90年代迁入中山的第一代外来移民，和21世纪迁入中山的第二代外来移民，由于他们少年时期和青年时期长期生活在祖籍地，祖籍地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已经内化为他们个人行为和观念的一部分，并参与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建构。当他们迁入中山后，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身份认同上的冲突。因为在迁入地劳动场域中，大量外来移民和本地居民相互交往，交错杂居，形成了复杂多变的经济文化环境。但外来移民祖籍地在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上较为单一。在这种冲突中，外来移民想要在迁入地谋求生存，就必须在劳动场域中进行文化适应，重构自己的身份认同。

　　外来移民在劳动场域中的身份冲突与重构，会延续到移民后代，并通过移民后代的行为与观念呈现。移民后代成长于外来移民组建的原子化家庭中，家庭承担着再生产劳动人口的功能。受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在家庭生活的场域中，外来移民家庭的父母会以较高频率使用普通话，与移民后代交流，祖籍地方言的使用频率被逐步压缩。当移民后代的生活场域从家庭转移到学校时，祖籍地方言的使用频率会被进一步压缩。因为学校是推广普通话政策的重要执行者，它鼓励学生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移民后代在校园生活中认同使用普通话带来的好处，从而克服身份冲突，完成身份重构。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山市外来移民的文化适应深刻反映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与身份重构的复杂性。中山市外来移民的文化适应实践既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缩影，也为构建“新市民”治理体系提供了启示。建议地方政府在政策设计中强化文化包容性，通过社区教育、公共服务等渠道促进移民与本地居民的互动共生，同时关注代际差异对身份认同的长期影响。

　　作者吕伟烨系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作者殷昭鲁系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