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瑞贤1922年7月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先施公司党支部书记。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的忆述、杨之华的《回忆秋白》均提及孙瑞贤。

　　孙瑞贤的父亲孙镜芳曾任粤汉铁路徐家棚总机务段工厂厂长，后来在上海先施公司工作直到退休。孙镜芳胞弟孙叠芳是武汉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的骨干、武汉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孙叠芳的孙媳妇王莉一直在研究孙家家史，她发现孙镜芳的儿子孙瑞贤可能是武汉最早一批的中共党员之一，便向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了线索。

　　根据孙叠芳的孙辈出示的孙家族谱记录，孙瑞贤于1937年8月在上海去世，时年32岁。其夫人也在1938年7月去世，唯一的儿子也已亡。

　　■厂长之子走上革命道路

　　根据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考证团队最新考证成果，孙瑞贤是武汉地区早期20名共产党员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和汉口私立致中中学教师黄负生是孙瑞贤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孙瑞贤在中学时就认识了中共党员包惠僧和黄负生。包惠僧是1920年8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的组建人之一，后离汉赴沪，1921年10月由中共中央派遣重回武汉，之后，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成立，包惠僧任书记。

　　包惠僧在《回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武汉劳动运动与项英烈士（1954年2月）》中忆述，1921年10月中，他奉党中央之命赴武汉主持党务，并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于武汉，谋展开武汉劳动组合工作。当时，他经过了一个多月的“东投西窜”，还没有找着接近工人、组织工人的门路，急得好几夜睡不着觉。后来，在汉口私立致中中学教书的黄负生介绍学生孙瑞贤与他认识，并因孙瑞贤认识了孙敬芳（孙镜芳），但粤汉铁路徐家棚总机务段工厂厂长孙敬芳不是“工作对象”，不久包惠僧又认识了孙瑞贤的叔叔孙叠芳——一位翻砂匠。“因为这些关系，我们在徐家棚设立了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人子弟学校。”

　　1922年2月26日，武汉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迅速成为武汉地区有影响力和战斗力的工人团体之一，孙叠芳便是主要负责人之一。

　　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考证团队在《中国共产党武汉史（1919—1949）》找到孙瑞贤入党的大致时间。1922年初，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的要求，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为了发展党员，增加新鲜血液，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在原有党员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培养和教育，先后吸收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活动分子入党，其中有来自广东香山县左步村的孙瑞贤，以及李书渠、李求实（李伟森）、刘光国、卢斌（陆沉）、林育英（张浩）、项德隆（项英）、施洋、刘昌群、张绍康共10人。加上从上海转来的李汉俊、许白昊，到1922年6月，武汉地区的党员达20人。

　　■先施公司职员冒险掩护瞿秋白

　　孙叠芳的孙媳妇王莉在杨之华的《回忆秋白》中，看到了孙瑞贤的名字。《回忆秋白》一书中讲述了瞿秋白隐蔽到孙瑞贤家中的一些细节。瞿秋白转入地下活动，秘密居住在先施公司职员孙瑞贤同志的家里，住在三层楼的阁楼上，继续领导行动委员会及其他工作。杨之华由组织上指定与瞿秋白进行联系，当她将他的住所和上海大学被搜查、他的书籍被焚的事告诉他时，伏案起草文件的瞿秋白放下手中的笔，站起身来，在窄小的阁楼里踱了一会儿，然后停下来说：“书可以被烧掉，但是，革命的理想是烧不掉的！”

　　经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考证团队梳理，瞿秋白是1923年7月去上海的，到上海后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同时，瞿秋白兼管中共宣传工作，担任季刊《新青年》的主编，并主编中央的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参加编辑《向导》。1924年1月瞿秋白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他奔波于上海与广州之间，负责处理两党合作问题。后又参加领导五卅运动。

　　1924年12月，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搜查了瞿秋白活动的上海大学和他在慕尔鸣路的寓所，却扑了个空，因为瞿秋白早已秘密转移到孙瑞贤在上海的家中。就在一个月前，瞿秋白与杨之华在慕尔鸣路的寓所内结为革命伴侣。

　　而当时，孙瑞贤和家人已由武汉到了上海工作。先施公司是由澳大利亚华侨、香山人马应彪等人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家民族资本大型百货公司，上海先施公司有大量香山籍员工，因此，孙瑞贤到上海后较容易在此谋得职位。根据孙叠芳的孙辈介绍，孙瑞贤的父亲孙镜芳、六弟孙瑞才也在上海先施公司工作。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瞿秋白作为20名代表之一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

　　■为店员争取利益

　　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考证团队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了解到，孙瑞贤于1925年1月至8月间在上海担任店员联合会支部负责人，1926年1月至5月任先施公司独立支部书记。该独立支部成立于1926年初，有党员4名，5月划归部委领导，独立支部改为支部。先施公司独立支部所划归的“部委”就是当时上海的中共部委员会。

　　1927年1月12日，中共地下党员杨醉新率先发动了上海先施公司开业以来的第一次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他们在罢工前夕组织了罢工委员会，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待遇、承认工会等7项条件，上海店员总联合会一面发动所属店员各团体支援先施公司职员的罢工，一面帮助先施职工与资方交涉。当罢工进入第五天时，资方不得不让步，劳资双方签订了增加工资、供给医药费、不得无故开除职工、罢工期内工资照给等协议。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1927年1月16日，先施职工会正式成立，选出了执行委员会。17日，全体职工在公司内绕行一周后胜利复工。1926年初建立起来的以孙瑞贤为书记的先施公司支部，通过斗争的考察，吸收了几名积极分子入党。

　　孙瑞贤后来的情况已找不到相关的史料记录。根据孙叠芳的孙辈出示的孙家族谱记录，孙瑞贤于1937年8月在上海去世。族谱还记录其夫人1938年7月去世，而两人的独子已亡，去世时间不详。亲人们没有找到孙瑞贤的照片。王莉说，孙瑞贤一家人相继去世，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推测，极大可能是因叛徒出卖被暗杀，但苦于没有证据考证，至今仍是谜团。

　　文/本报记者 黄凡 通讯员 邱霖巧

　　图/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