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的学术价值，在于运用“在地性叙事”激活理论对话，进而将边缘群体的鲜活经验转化为学术研究的实证样本。程明盛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山疍民》，以珠江口横门疍民为核心研究对象，通过“珠江潮涌”“渔村星座”“海的召唤”“舌尖上的横门”“岸上风景”“最后的船民”六大章节，巧妙编织疍民生命史、族群文化史以及时代变迁史的三重脉络。作品不仅客观呈现了疍民从“浮家泛宅”到“岸上定居”的生存转型，更以细腻的叙事为边缘族群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范式。

　　一、边缘群体的主体性重构

　　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提出“深描”（Thick Description）理论，主张通过对文化符号的语境化解读，挖掘其背后隐藏的意义网络与价值体系。《中山疍民》精准把握这一方法论核心，打破了主流历史叙事对边缘群体的“失语化”处理，成功重构了疍民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为历史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实证案例。在“横门保卫战”章节中，作者并未遵循传统战争史“宏大叙事”的逻辑，而是沿着时间线简要地回顾了那场全民抗战的壮烈场景。文字中虽然很少出现“疍民”，但他们无疑是横门抗战的“主动参与者”，横门作为珠江口战略要地，是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由于日军不熟悉珠江口复杂的潮汐规律与水下暗礁分布情况，其汽艇在浅滩区域屡屡受挫。而世代生活在此的疍民，则凭借对水域的深度认知，自然成为抗日军民的“水上向导”。我在长篇纪实《血色杜鹃》中，曾经描写过五桂山游击队水上中队，队员几乎全是疍民，船只也是他们自带的。其中一位队员叫阿灿，他最早成为联系伶仃洋东西两岸的水上交通员。可以说，疍民在中山抗战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作者敏锐地抓住疍民在重要历史阶段的“主动参与”，不仅展现了疍民对自身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更印证了历史人类学的核心命题，即边缘群体并非历史的“被动接受者”，而是能够通过自身独特的文化资本（如水域认知、协作传统等）主动参与历史建构，甚至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影响历史进程。

　　“不落夫家”婚俗的记录，进一步体现了“深描”技法对文化逻辑的深度解码。在传统社会的主流认知中，“不落夫家”往往被视为“落后”“异类”的婚俗现象，甚至被简单归结为“母系社会残余”。但《中山疍民》的作者并未停留于表面评判，而是结合疍民“以船为家”的生产空间特征与“女性主导家庭管理”的经济结构，深入剖析了这一婚俗背后的生存逻辑。对疍民而言，男性和女性同样承担着远海捕鱼的重任，虽然都经历着高风险，但女性似乎比男性付出更多，在家庭中的作用更大。在生产力低下的过去，女人一旦出嫁，娘家顿时就失去了一个顶梁柱，这对穷苦人家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损失。因此，“不落夫家”并非单纯的“婚俗传统”，而是疍民对“水上生产空间受限”与“家庭劳动力需求”的制度性适应。《中山疍民》超越对表面文化现象的描述，触及了族群生存策略的深层逻辑，为岭南婚俗研究构建了“生态—经济—文化”的三维分析框架，也为历史人类学如何解读边缘群体的“非常规”文化现象提供了典范。此外，“八旬老船民 半部疍家史”章节通过一位老船民的个人经历，串联起疍家从民国时期的“水上漂泊”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合作化运动”，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转型”的历史变迁。这种“以个人史映现族群史”的叙事方式，符合历史人类学“微观叙事”的研究路径。即个体的生命体验并非孤立的偶然事件，而是族群文化与时代背景共同作用的结果。老船民回忆以前疍民没有族谱，没有固定的墓地，后来加入合作社，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疍民集中到横门以后，疍民上了岸，过上了稳定的生活，有了“渔民”的身份。老船民的经历深刻揭示了疍民身份认同的历史变迁，也反映了国家制度对边缘群体身份建构的影响。通过个体视角，作品让宏大的历史变得可感可知，也让边缘群体的声音得以在历史叙事中被听见，实现了“大历史”与“小传统”的有机融合。

　　二、空间转换视域下的身份认同

　　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颠覆性地提出“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他打破了将空间视为被动承载社会活动的“物理容器”的传统认知，揭示了空间作为社会关系建构、身份认同塑造核心场域的本质属性。《中山疍民》以中山地区疍民的社会变迁为实证样本，通过“小榄渔村”“黄圃渔村”等七个具体场域的微观叙事，清晰呈现了上世纪70年代疍民管理公社化整合这一生产关系变革。它通过空间重塑而推动疍民从“水上个体户”或合作体向集体生产者转型，为列斐伏尔的理论提供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中国实践注脚，也为边缘群体社会化转型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论路径。

　　疍民作为长期“逐水而居”的水上群体，其传统生存空间与生产关系形成了深度绑定的共生形态。在公社化整合之前，疍民的生产空间以分散的水域为单位，生产资料一直归家庭所有，劳动力以单家独户为核心开展捕鱼作业。这种分散的生产格局不仅决定了疍民的经济模式，更塑造了其独特的社会关系与身份认同，即水上空间的流动性与分散性，使得疍民群体缺乏固定的社群联结，身份认同始终局限于“家庭（渔船）—水域”的二元结构中，与陆上社会形成了鲜明的空间区隔。《中山疍民》通过对七个渔村历史档案的梳理与口述史记录，生动还原了这一传统空间形态：小榄渔村的疍民“以船为家，随水迁徙”，捕鱼区域无明确界定，漂泊成为疍民家庭的生存特征；黄圃渔村的“偷渡潮”一度成为黄圃疍民的主旋律，几乎60%的疍民跑到境外……《中山疍民》对这些细节的描写并非单纯的历史纪实，而是深刻揭示了传统空间形态下，疍民生产关系的封闭性与脆弱性，为后续公社化整合的必然性提供了坚实的实证支撑。

　　上世纪70年代的公社化整合，本质上是一场以生产关系变革为核心的空间重塑运动，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集体化改造，打破疍民传统的分散空间格局，构建新型集体空间与社会关系。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的生产过程必然伴随着社会关系的重构，而生产关系的变革往往是空间重塑的直接动力。《中山疍民》详细阐释了这一逻辑在疍民社会中的具体实践。公社化运动中，政府将分散的疍民家庭集中安置于固定的渔村聚落，建立“小榄渔村”“民众渔村”等标准化的集体居住空间；同时，将渔船、渔网等生产资料收归集体所有，通过成立渔业生产队，对劳动力进行统一调配与分工。这种空间重塑首先改变了疍民的生产空间形态，即捕鱼区域被划分为不同的集体作业区，避免了分散生产时的资源争夺与内耗；集体化的生产模式使得大型渔船的购置、渔具的改进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空间的集中化推动了社会关系的深度重构，疍民从 “各自为战”的个体转变为集体生产中的 “劳动者”，日常生产中的协作分工、集体劳动中的互动交流，使得疍民群体形成了超越家庭的社群联结，身份认同从“水上人”向“集体人”转变。这种身份的转型，正是空间生产理论中“空间塑造身份” 的典型体现。

　　《中山疍民》的价值不仅在于还原了一段被忽视的边缘群体历史，更在于其通过实证研究与理论对话，证明了空间生产理论对中国本土问题的解释力。在当代社会，空间问题日益成为社会转型的核心议题，边缘群体的空间权益与身份认同也受到广泛关注。《中山疍民》的研究提醒我们，任何社会变革都离不开空间维度的考量，而生产关系的调整与空间重塑的良性互动，是推动边缘群体实现社会融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路径。

　　三、生存逻辑的现代性转型

　　经济人类学主张从族群的文化传统、生存环境出发，解析其经济行为的独特逻辑。《中山疍民》通过“横门第一代万元户”“靠海吃海”“开着快艇收海货”等章节的叙事，系统呈现了疍民经济模式从“自给自足”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深刻揭示了边缘群体在经济变革中的适应策略。“横门第一代万元户”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疍民对市场经济的适应与尝试。那时候，经济体制开始转型，计划与市场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一些“早起的鸟儿”开始了大胆尝试，横门第一代万元户吴炳根就是最早觉醒的人，他通过帮人改造渔船，看到了发家致富的希望。然后，他将自己的渔船改造成一船拖双网的作业模式，专为养鸡专业户捞蚬，很快就成了万元户。“靠海吃海”人梁顺开，凭借政府拨给的转业转产扶持资金，创办海鲜餐馆，他所采用的食材全都是本地渔民的渔获，既新鲜又适合本地人口味，他的餐馆在南朗地区很有名气。“开着快艇收海货”一节则呈现了市场经济深化阶段，疍民经济模式的进一步演化。随着消费者对“原生态海产”的需求激增，传统的“渔民捕鱼-中间链条-市场销售”模式因中间环节过多，导致海产价格虚高、新鲜度受损。在这一背景下，部分疍民开始转型为“海产收购商”，构建了“直采直供”的新型供应链模式。作者采写的一位收购商叫敬仔，他每天凌晨开始联系渔民，了解渔获种类、数量与品质；然后开着快艇前往约定地点，现场称重、付款，确保海产“第一时间离水”；接下来就是“从大海到餐桌”的无缝衔接。这种模式不仅缩短了供应链，提高了海产的新鲜度，也让渔民获得了更高的收益，同时满足了消费者对“原生态海产”的需求，实现了三方共赢。此外，这种模式还改变了疍民的“经济身份”，即从传统的“生产者”转变为“服务商”，经济活动的范围也从“海洋生产”扩展到“市场运营”。作者通过分析疍民身份转变，揭示了市场经济对疍民社会结构的影响，即传统的“以船为单位”的生产组织方式，逐渐被“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协作网络取代；疍民的经济活动，也从“依赖海洋生态”扩展到“依赖市场信息与物流体系”。这种转变既是疍民适应现代经济的必然选择，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如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对外部物流体系的依赖等，这些都有待于疍民群体及社会各界给予关注。

　　四、现代性冲击下的疍民文化存续

　　在现代化浪潮中，边缘族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始终是人类学、社会学关注的核心议题。《中山疍民》第六章“最后的船民”，以“文化濒危”为核心命题，通过对“1953年四万元面值股票”“渔民粮票记忆”“渔舟唱晚咸水歌”等文化符号的记录，直面疍家文化在当代的存续危机，其叙事充满了理论的思辨性与现实的沉重感，为“非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

　　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出发，“1953年四万元面值股票”“渔民粮票”等物质证据，与“渔舟唱晚咸水歌”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构成疍民文化“存续与危机”的双重理论维度。股票、粮票是疍民文化“制度化存续”的物质载体，二者分别关联渔税制度、粮食分配政策，不仅记录了疍民“依海而生”的经济形态，更将其纳入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治理体系，成为疍民文化与主流社会互动的“显性符号”，证明其文化在制度层面的存续轨迹；但这类物质证据因“浮家泛宅”无保管条件、政策变动导致“一律取销”的“易失性”，又成为文化“存续危机”的理论表征，依据“物质文化传承理论”，物质载体是文化记忆的“物理容器”，当容器消逝，文化记忆便失去附着的“实体锚点”，疍民文化从“可触摸的历史”转向“碎片化的口述”，其存续的稳定性与完整性面临根本挑战，这就印证了边缘族群文化“物质载体脆弱”的共性困境。从“非遗”活态形式咸水歌来看，它是疍民文化“精神存续”的核心载体，其内容涵盖渔汛规律、家庭伦理等生产生活知识，曲调承载“敬畏海洋、眷恋家园”的情感内核，本质是疍民“族群身份认同”的“精神符号”，通过“口传心授”方式实现文化基因的代际传递。但咸水歌所呈现的老年传承者与青年旁观者的代际断裂现象，又直指文化存续的“功能危机”，依据“文化适应理论”，小众文化的存续依赖“文化功能与社会语境的匹配度”，当现代社会中，咸水歌的“抒情功能”被微信、短视频替代，“知识传递功能”被学校教育、网络教程弱化，“身份符号功能”因年轻疍民认同“城市居民”身份而消解，其“活态传承”失去“社会需求土壤”，陷入“功能失效型危机”，成为边缘族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生态失衡”的典型理论样本。

　　总体而言，物质证据的残存与咸水歌的部分传承，证明疍民文化未因现代化冲击而完全消亡，其核心文化基因（海洋生产智慧、族群情感联结）仍以“碎片化”形式存续。但是，物质载体的大量消逝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际断裂，又证明其存续状态并非“完整延续”，而是处于“显性断裂与隐性存续并存”的特殊阶段。这种“断裂式存续”的本质，是边缘族群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适应性重构”的过渡形态。即物质证据的稀缺性倒逼文化记忆从“物质依赖”转向“精神提炼”，咸水歌的传承困境则推动文化从“自发传承”转向“自觉保护”，二者共同指向核心理论命题，即边缘族群文化的存续，并非对传统形态的“静态复刻”，而是在“物质载体消耗—精神内核提炼—记忆形式重构”的动态循环中，实现文化生命力的“创造性转化”，这也为非遗保护“避免标本化，进而实现活态传承”提供了关键理论启示。

　　总之，《中山疍民》是一部兼具叙事魅力与学术深度的纪实文学作品，它不仅是对中山疍民群体的“文化画像”，更是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深情礼赞”。在百年不遇之大变局日益演进的今天，这部作品提醒我们，每一个边缘群体的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种传统知识的价值，都值得我们去尊重、研究、传承。未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岭南疍家文化必将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独特的智慧与力量。

　　作者简介

　　郑万里，中山日报社原总编辑，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山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已出版长篇报告文学《海隅芳华》《山河血脉》《中国翠亨》《中国灯都》《梦回东方》《渔歌水韵》《走过大漠》《上海四大百货与中国近代化》，文学评论专著《诺贝尔文学之魅》《纷繁世界的背影》，散文集《万里抒笔》，新闻理论专著《新闻超限战》《新闻认知论》以及数十篇中短篇报告文学作品。曾获得《中国作家》杂志年度优秀长篇作品奖，广东省“有为杯”优秀报告文学奖，第三届华侨华人文学奖，中国教育新闻一等奖，广东省新闻奖“金梭奖”，广东省新闻奖一等奖，全国党报新闻一等奖等30多个国家和省级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