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郑瑞清已101岁，党龄81年，是目前中山党龄最长的一名党员。她视力出奇地好，不用老花镜，小五号的字也能看清。“这是习近平，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我经常在报纸上看见他。”她突然指着《中山日报》头版上的一张图片说。她又接着说道，“马上就是‘七一’了，祝福党，祝福我们的祖国！你们年轻人也要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好好工作、爱党爱国！”她的声音突然高亢起来，每个字都透着劲。

　　“怕，就不申请入党了”

　　年过百岁后，郑瑞清的腿脚不如以往灵活，大多时间都坐在轮椅上。她双手交叠放在膝头，眼神清亮。但听力有些下降，女儿郑小玲凑近耳边大声重复问话，她才能听清。但只要听清了，回答从不含糊。

　　“我是1945年入的党，那时候我20岁，是队伍里年纪最小的党员。”她边说边伸出手指比划着，语气笃定。她的思绪也顺着雨声飘回到八十多年前。

　　1945年2月21日，在三乡光后小学当教员的郑瑞清，在珠江纵队战士郑康明的引荐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仪式在光后小学内一处隐蔽阁楼里秘密完成，仅有一面党旗，以及她和郑康明。当时日本人就驻扎在村里。宣誓时，郑瑞清的手举得果决，拳头攥得紧紧的，但宣誓的声音压得格外低，生怕有人听见了。那时，入党完全靠介绍人引荐，都是单线联系。党员这个身份，除了和自己联系的人，谁都不能讲，包括父母也不行。

　　正式引荐郑瑞清入党前，郑康明代表组织考察她多年。“组织看我到底是不是真心想加入共产党，看我有没有那个胆子做地下工作。”郑瑞清回忆道，“他反复询问我，‘你怕不怕死？你怕不怕被抓？做这个工作随时可能牺牲，你怕不怕？’我说，‘怕，就不申请入党了’。”得到这句回答后，组织最终批准了她的入党申请。

　　其实早在上学堂时，郑瑞清的心中就已种下红色的革命火种。郑瑞清家中有两个哥哥，那时家里贫困，她9岁才有机会进入学堂，成为乡里为数不多的女学生。那些老师平常教书，课余时间悄悄传播革命思想，慢慢熏陶着她。她年纪虽小，但心里已经明白了一件事：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后来她才知道，这些老师，不少都是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

　　1940年，中山沦陷后，人民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令她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反抗才能生存。她开始为五桂山革命根据地做力所能及的工作。明面上，她在光后小学教孩子们音乐，带他们唱歌。暗地里，她是五桂山抗日游击队的秘密联络员，以普通群众身份走访各村，深入农村做宣传工作，并动员乡亲们捐钱捐物，为五桂山抗日游击队秘密送物资和筹钱买药。

　　筹钱筹物的工作并不好做。那时候老百姓的日子都苦，能吃饱饭已是不易。“只能偷偷地去找一些先进积极可靠的群众，一个一个动员，做他们的思想工作。”郑瑞清说。那时她教书挣得不多，一开始只分些米粮，很久以后才每个月有十六块钱的薪水。她几乎把所有的结余都贴补出去了，给更穷的乡亲买米、给生病的群众抓药，剩下的送到五桂山革命根据地。

　　钱款、物资凑齐之后，如何送出去是另一道难题。没有公路，全是山路，从三乡走到五桂山，来回要走上好几个小时。那时，日本人霸占了她家隔壁的祠堂。从她家阁楼的窗户望下去，能直接看到隔壁院子里日军的活动，甚至能听到日军说话。“每到夜里都能听得见青石板上的皮靴声，咯噔、咯噔，吓得人不敢出声。”但每次出门，她依然万分小心，“年轻女子都不敢出去，容易被日军盯上，会被拉去强奸。要穿上老太太的衣服，把自己搞得脏兮兮的，才敢出门。”

　　每次出门前，她都挎着个菜篮子，扮成去买菜的样子。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走到约定的地点，与接头人碰头。接头人接过东西后，一句话不多说，转身就走。她也转身往回走，两个人像从来没有见过面一样。这样日复一日，直到新中国成立。

　　惊心动魄的革命经历

　　地下工作，步步惊心。郑瑞清经历过不止一次生死时刻。

　　最惊险的一次，是有人出卖同志。消息传到郑瑞清耳中时，日军已经进村“扫荡”了。她来不及多想，冲出家门，一眼看见了路边的粪缸。粪缸半人多高，口窄肚大，平日里装着农家肥。她没犹豫，掀开盖子就钻了进去，又把盖子从里面合上，只留一条细缝透气。

　　粪缸里又闷又臭，蚊虫在脸上乱撞。她咬着嘴唇不敢出声，把呼吸压到最轻最轻。没一会儿，她听见日本兵的皮靴声由远及近，咯噔、咯噔，一下一下踩在青石板上。脚步声在粪缸外头停下了，有人在说话，说的是日语，听不懂，但那语气像是在盘问什么。接着她听见刀尖在缸壁上划拉了两下，铁器刮过粗陶的声音，又尖又刺耳。她死死攥着拳头，指甲掐进了掌心，一口大气不敢喘。

　　不知过了多久，脚步声终于远了。又过了很久，外面彻底安静了。她这才敢掀开一条缝往外看，没人了。她推开盖子爬出来，浑身恶臭，连头发上都沾满了秽物。但她活着。

　　另一次，同样是被人出卖，日军四处搜捕她。这次是村里的乡亲救了她。有人骑来一辆自行车，让她坐在后头，拿一块布把她的头整个包起来，只露出两只眼睛。“有人问起来就谎称我得了传染病，要送去澳门看病。”那时候，日本人最怕传染病，一听说“传染病”三个字，连靠近都不敢，更别说拦车盘查了。自行车一路骑到澳门，她在一位亲戚家里住了下来。

　　“在澳门待了一两个月。”郑瑞清回忆说，“等风头过去了，才回来。”那段日子她住在亲戚家，心中却一直记挂着中山的情况，不停地托人打探。等到终于能回来时，她一刻也没耽搁，收拾好东西就回了三乡。

　　除了自己逃命，她家还掩护过别的同志。游击队里有些女同志需要乔装打扮执行任务，或遇到紧急情况需要躲避时，知道她住在哪里，就来她家落脚。郑瑞清说，来的人，彼此之间不多问，但信得过。

　　这段日子持续了多久？郑瑞清算不太清了。“那时候一天一天地熬，不敢想明天。”她说，“就是想着，打赢了就好了，解放了就好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桥头村的那天，郑瑞清记得，村里很多人都哭了。“终于打赢了，”她说，“等了太久了。”

　　将一生都奉献给党和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郑瑞清的工作从“地下”转到了“地上”。

　　组织曾安排郑瑞清去广州工作，她拒绝了。她想留在家乡，扎根农村开展基层工作。“和乡亲们在一起，一起下地劳作搞生产，多好。”那时，她担任三乡镇妇女主任，是当时整个镇政府里唯一的女干部。她统筹基层妇女工作，每月组织妇女干部开会学习，带领全镇妇女投身生产、建设乡梓，忙得不亦乐乎，培育出一批敢担当、善作为的基层巾帼骨干。虽然岗位历经多次调整，但她一直活跃在妇女儿童事业中，扎根群众、服务群众。

　　1986年，郑瑞清40余年的基层与文教工作圆满落幕，正式离休。旁人皆以为她可以安享晚年了，她却执意接续讲台、传递薪火，全身心投入老干部相关活动和红色革命宣传工作。“以前的苦，不想让后辈再受。故事不讲，就没人记得了。”抱着这样的念头，她牵头组建乡镇家庭教育讲师团，成为团队中最年长的红色宣讲人。她的脚步遍及中山不少幼儿园、中小学，“三乡所有学校都去过。”

　　她给孩子们讲当年日本人怎么欺负中国人，地下党怎么和敌人周旋，五星红旗是怎么来的。她讲的内容从不刻意渲染，也不夸大其词，就是把自己经历过的、看见过的事，一件一件讲出来。她讲得朴素，孩子们听得认真。讲完之后常有孩子围上来问：“奶奶，你怕不怕？”她每次都回答同一句话：“怕，我就不入党了。”不仅如此，她还走进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把那段血与火的历史讲给更多人听。

　　郑瑞清一直讲到86岁。那年她身体明显不如从前，腿脚更不灵便了，站久了膝盖就会疼。家人劝她歇一歇，她起初不肯，觉得讲一次是一次，能多讲一场就多讲一场。后来实在撑不住了，她才停下来，“不是不想讲了，是讲不动了。”但她的红色宣讲并没有真正停止。即便不再出门讲课，但凡有人上门请她讲讲过去的事，她从不推辞。村里组织党员学习活动，有时会把她请过去，她就坐在轮椅上，给年轻党员们讲上十几二十分钟。

　　“我从小也是听她讲革命故事长大的。”郑瑞清的外孙女陈媛说，村里很多基层干部都是受她影响成长起来的。在陈媛的记忆里，外婆的宣讲从来不局限于讲台上。小时候在饭桌上、在院子里、在村里散步的路上，外婆随时随地会讲起过去的事，“她一直教育我们后辈，要坚定不移跟党走。我们从小听，这些话慢慢就长到心里了。”

　　郑瑞清育有四女一子。当家中长辈因独子而不舍得让孩子去部队吃苦时，在她的影响下，儿子不仅坚定地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还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其余后辈也积极参与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如今，郑瑞清家中的后代，各有各的生活和事业，但家风始终如一：吃苦耐劳、互帮互助、积极向上。逢年过节，子孙后辈都会回到桥头村陪伴老人，一大家子聚在一起，热热闹闹。

　　爱党爱国刻进骨血

　　如今，郑瑞清记性大不如前了。刚说过的话可能转头就忘，很多熟人的名字要想半天。但有两样东西，她记得清清楚楚：一是入党的时间，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

　　“我是1945年入的党，今年81年了。”“20岁那年入的党，那时候我是最小的。”“我在光后小学入的党。”采访时，问及关于党的问题，郑瑞清总要将自己的入党时间和党龄重复几遍。说这些的时候，一秒都不带犹豫，总是脱口而出。

　　“前些年，外婆生病住院了，痛得厉害的时候，就会反复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她说，‘唱这首歌，就没那么痛了。’现在，身体不舒服，腰疼、腿疼，她也会唱这首歌。”陈媛说。每年年夜饭前，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成了他们家的“保留节目”。

　　郑瑞清家进门处摆放着一台钢琴。采访当日，她突然来了兴趣，示意郑小玲将她推到钢琴前，试图再奏响那首刻入骨髓的旋律。她伸出双手搭在琴键上，手指在琴键上按了几下，又收了回来。“尘封许久，琴弦松了，音不准了，不好听。”她喃喃道，语气里有淡淡的遗憾。过了一会，她突然哼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调子，还举起手来，像指挥家一般打着节拍，随后又唱了起来，歌声伴着雨声漫开，起伏的旋律里，有她对党的无限忠诚，也有对往昔岁月的深情回望。

　　“她心里始终装着党。”陈媛说，郑瑞清至今仍坚持每天读报、看新闻，时刻关心国家大事，还经常问他们最近中山、国内外都发生了什么事，还叮嘱他们也要多关注国家大事。

　　采访尾声，郑瑞清突然神色紧张，连忙叮嘱记者：“这些事，要保密，不能往外说。”家里人闻声笑着向她解释，现在已经解放啦，可以说了。片刻平复后，她抬手拉住记者，眼眸恳切，缓缓道出六字箴言：“听党话，跟党走。”这是郑瑞清恪守一生的信仰，亦是代代相传的家风家训。

　　雨停了。窗外的天透出亮光，院墙上的水珠还在往下滴。郑瑞清把报纸整整齐齐叠好，放在膝上，手指在报纸面上轻轻敲着，一下，又一下，像在打拍子，又像在弹一首无声的曲子。那首歌曲，她唱了一辈子。

　　文/本报记者 江慎诺 付陈陈 图/本报记者 缪晓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