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界与大众多将《实业计划》视作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经济蓝图，聚焦其产业建设、实业发展的规划价值。廖大伟打破固有研究定式，点明核心观点：“《实业计划》常被单一解读为经济建设方案，但孙中山首先是政治家，政治考量是其创作这部经典著作的核心动机之一。”

　　“香山是英雄的故乡，上海是香山英雄的码头。”廖大伟以温情表述开篇，巧妙串联起香山与上海的历史渊源，拉近百年历史与当下的距离。廖大伟从二十世纪初香山籍商人在上海落脚开始，娓娓道来，由此阐释香山文化与上海的海派文化在商贸、文化上的深度交融。彼时，《实业计划》的酝酿正值香山商人在上海创造商业奇迹的时期，马应彪的先施公司、郭乐的永安百货等民族企业实践，为孙中山提供了鲜活的民生经济样本。香山文化与上海海派文化的深度交融、商贸互通，也成为《实业计划》酝酿诞生的重要文化根基。

　　为何是上海？孙中山曾在上海居住5年零3个月，历经人生的跌宕起伏，也在此完成晚年核心著作《实业计划》。廖大伟指出，上海信息通畅，文化氛围浓厚，为孙中山从1918年开始酝酿写作《实业计划》提供了坚实基础。同时，上海各类人才集聚也是著作得以完成的重要因素。成书后，依托上海发达的媒介信息传播能力，这部著作的影响力迅速辐射全国。有21家中外报刊进行刊载，仅上海就有14家。

　　现场氛围热烈，听众全程专注聆听，积极互动。“非常有幸来到美丽的香山书院，这里相当有人文气息，也是有书卷气的宝地。这个地方不仅风景优美，还很有文化氛围。”廖大伟对香山书院连连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