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诸多关键人生节点，都与上海这座城市紧密相连。在这里，他联络革命力量、著书立说，写下《建国方略》，规划国家建设蓝图，还和革命友人商谈，推动革命思想的新发展。

　　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提出，要把上海建设成“东方大港”，改变上海发展受制于租界的局面。他逝世后，1929年，上海特别市政府以此构想为依据，推出“大上海计划”，希望打造属于中国人自主规划的现代化新城，可惜计划未能完成。

　　时移世易，如今的上海高楼林立，发展成为面向世界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先生百年前梦想早已变为现实。

　　总策划：伍学标 游富廷 李庆辉

　　策划：陈晔 程明盛 统筹：吴森林 陈慧 朱晖 谢琼 冷启迪 谭桂华 明剑

　　采写：本报记者 颜子怡 谭桂华 吴森林 摄影：本报记者 王云

　　伟人故居今依旧

　　秋天，在上海香山路，会不自觉放缓脚步，任由心绪被一栋栋老式花园洋房带向历史往事。行至香山路7号，上海孙中山故居就藏在这片老建筑之间。

　　100多年前，这里叫莫利爱路29号寓所。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离粤来沪，在此地读书、写作、总结教训。

　　这里也是他与夫人宋庆龄生活的见证地。宋庆龄说，这是世界上他们唯一的家，两人会在花园里锻炼身体，晚上则一起读书，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在写给老师康德黎的夫人的信中，孙中山说自己正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活：一种真正的家庭生活，一位伴侣兼助手”。正是这份宝贵的疗愈，给了他重新出发的力量。

　　这里，是《实业计划》的成书地。入住后不久，孙中山开始用英文撰写《实业计划》，主张全面建设中国的港口、铁路、工矿、农业与民生工业，规划建设北方、东方、南方三大港口，构建全国交通与经济体系，以此实现国家工业化与近代化，后《实业计划》与《孙文学说》《民权初步》合编为《建国方略》。“馆内现存孙中山先生藏书5000余册，涵盖政治、经济、哲学、科学技术、医学、历史等诸多领域，涉及中、英、法等6种语言。”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李丽介绍：“藏书中有大量与《实业计划》内容相关的书籍，这些珍贵文物是他写作的资料素材、知识体系构建、思想理论形成的重要来源之一。”

　　李丽说，保护好故居是纪念馆的首要任务，他们贯彻“十年一大修、每年岁修”原则，维持故居风貌。在此基础上，也做好研究和宣传工作：“最具特色的是我们编排了三部情景剧，让观众更好理解孙中山的思想和精神。”《莫利哀路寓所的一天》还原孙中山在小楼伏案撰写《实业计划》的日常；《共同的岁月》演绎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此相濡以沫的家庭生活，交织着家国大义与个人悲欢；《握手》再现孙中山与李大钊会晤、酝酿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瞬间。

　　已经参与上百场沉浸式情景剧演出的郝钧垚，既是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金牌讲解员，也担纲导演与主演。在他的理解中，孙中山拥有超越时代的宏大远见，拼尽全力唤醒国人，苦苦寻找救国出路，可在那个时代是孤独的。每当演绎广东蒙难、诵读遗嘱的片段，台上的他常常为之哽咽，台下不少游客也被深深打动。

　　在郝钧垚看来，红色戏剧不应仅仅是专业演员的舞台。他持续推动剧目走出纪念馆剧场，把改编后的适龄剧本送进中小学，开展剧本研读、朗读活动，让青少年从“观看者”转变为“演绎者”。他还构思音乐剧等新形式，希望进一步拓展红色文化的表达边界。

　　孙中山玄侄孙、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香港中山社团总会荣誉会长孙伟勇也与采访团一起来到上海孙中山故居。他介绍，孙中山与宋庆龄曾在此共同生活6年，这里是承载先生革命初心与生活印记的核心纪念地。作为孙家后人，孙伟勇表示，每次到访都深受触动。

　　东方大港梦成真

　　“上海现在虽已成为全中国最大之商港，而苟长此不变，则无以适合于将来为世界商港之需用与要求……而此种商港最良之位置，当在杭州湾中乍浦正南之地。依上述四原则以为观察，论其为东方商港，则此地位远胜上海。”这是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擘画的建设“东方大港”的宏伟蓝图。

　　在国力羸弱的旧中国，这份面向海洋、面向现代化的构想，只能停留纸页之间。如今，位于杭州湾外海的洋山深水港，已发展成为世界级国际航运枢纽，百年前的宏大理想照进现实。

　　乘车过东海大桥，32.5公里的桥面蜿蜒伸向海中央。随着海上风车在身后远去，一片海上钢铁森林出现在眼前。巨型远洋货轮靠泊在泊位，五颜六色的集装箱在堆场层层堆叠，集卡往来穿梭，整座大港吞吐八方，一派繁忙有序之景。

　　上海盛东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营运操作部副经理陈剑锋，是洋山港发展的亲历者与见证者。2005年，洋山港一期即将开港，刚走出校园的陈剑锋登上小洋山岛。彼时岛上到处是填海之后的洼地，基础设施一片空白，条件十分艰苦。20年间，他扎根海岛，负责码头24小时风险监控、装卸任务统筹调度，见证了港区从荒岛滩涂，一步步蜕变为巨轮云集的国际枢纽。

　　陈剑锋介绍，2005年12月10日，洋山港一期码头开港，拉开了这座海上大港蓬勃发展的序幕。2006年，二期码头投入运营，盛东公司全年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23.6万标准箱，实现“开港即成熟”的建设成效。依托洋山港的强力支撑，2010年，整个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跃居全球第一位，截至2025年，已连续16年蝉联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榜首。

　　科技创新，是洋山深水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2017年12月，洋山四期全自动化码头建成投产。站在洋山港四期自动化码头的远程操控室，看着窗外数以万计的集装箱像乐高积木一样被搭建、被吊运，一种科幻感扑面而来。依托自主研发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码头桥吊、自动导引车、轨道吊实现全流程自主作业，操作人员在临港控制中心就可以远程操控设备，使得人力投入降低七成，作业产能提升三成。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尚东集装箱码头分公司首席远程操作员、特级技师黄华说，这里是目前全球单体规模最大、智能化程度最高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作业效率等能力均居全球自动化码头之首，吞吐量屡创新高。可以说，这里是中国港口科技自立自强的缩影。

　　“洋山港是我职业生涯的起点，大概也将是我坚守一生的阵地。”从业20余年，黄华见证了洋山港的迭代升级，亲历了港口作业从全人工操作，逐步迈向自动化、智慧化、智能化的蜕变，“非常骄傲，非常自豪。”黄华激动地说道。

　　9月8日，孙伟勇来到洋山港，亲眼目睹这座世界级航运枢纽的蓬勃风貌。他表示，百年前孙中山先生便精准洞悉到杭州湾绝佳的地理位置，可惜当时国力孱弱、时局动荡，很多超前的国家建设构想只能停留在纸面，他因此也一度被外界视作不切实际的“空想家”。100年过去，中国综合国力飞速提升，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美好蓝图逐一变为现实，且远超当年的构想。“洋山港虽然起步晚，但是发展快，短短几年时间便做到了全球领先。”孙伟勇说，如果用中山先生曾经说的一个词来形容，那便是“后来居上”。

　　孙伟勇还提到，孙中山先生曾提出过开发建设浦东的构想，认为浦东背靠内陆、面朝太平洋，坐拥优质港口资源与长江内河航运优势。如今，浦东新区历经30余年开发开放，荒滩变新城，成为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孙中山先生一生心怀家国、矢志救国图强，毕生奔走践行理想，即便屡屡遭遇失败和磨难，但始终未曾放弃。“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也应有一种愈挫愈奋、不屈不挠的精神，以面对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孙伟勇勉励说。

　　粤沪两城缘愈坚

　　洋山港的崛起，正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逐梦复兴的缩影，上海也在时代浪潮中不断迈向新的发展高度。

　　观上海城市脉络，由中山东一路、中山东二路、中山南路、中山西路、中山北路串联而成的环形道路，勾勒出上海“申”字形城市格局的内环轮廓，车流与行人在这条环线上往来不息。绵延的中山路，既见证民族实业在夹缝当中奋力求索，也见证上海不断迭代更新，向着国际化大都市稳步迈进。

　　回溯百年之前，开埠后的外滩成为近代中外商贸往来的核心窗口。最开始，沿海分布的是怡和、旗昌、宝顺等外国商贸洋行与大轮船公司，而几乎所有洋行的买办都是香山人。凭借敢闯敢拼的开拓精神，他们深度参与近代上海的商贸运转，助推商业秩序逐步建立。唐廷枢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行政部主管刘天宇介绍，唐廷枢亦官亦商，深谙西方现代企业的运营逻辑。他执掌轮船招商总局之后，仅仅4个月便募集100万两股本，11年任职周期内，招商局资产实现约12倍的增长。作为洋务运动“求富”阶段的标志性企业，轮船招商局打破了外资企业长期垄断中国航运市场的局面，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破土生长的重要力量。位于外滩9号的红砖小楼，也就是轮船招商局旧址，至今仍静静伫立在中山路沿线，成为那段实业抗争岁月的历史印记。

　　中山路名字本身，承载着一座城市对孙中山的思想、理想与革命精神的长久铭记。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里，上海是举足轻重的城市。1918年至1924年，他在上海定居，曾9次于外滩码头登岸踏入这座城市。在这里，他召集革命会议，会晤海内外各界爱国友人，潜心完成著作。9月9日下午，孙伟勇参观位于上海黄浦江边的轮船招商总局，并站在天台眺望外滩，发出感叹：“上海对中山先生整个革命事业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作为家族后人，今天重游旧地，感觉时光在交错，多了一份亲切感。”

　　历史远去，香山与上海的商贸渊源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上海市中山商会便是传承这份渊源的一大社群。会长黄自强介绍，商会现在汇聚80余家会员单位，涵盖文创传媒、时尚产业、生物医药等领域，会员之间资源互通、商机共享。黄自强几乎每月往返中山，深度对接中山各镇街和职能部门，梳理中山的产业基础与资源禀赋，再对接上海的企业、品牌资源，搭建双向对接桥梁。“上海拥有成熟完善的规范化商业管理体系，我们希望将香山先辈诚信、创新的精神和上海的管理经验融合碰撞，孕育出新的商业机遇。”黄自强谈到，商会已落地多项实质性合作成果，比如成功牵线华住集团落地中山、推动上海企业到中山建厂兴业、实现上海原创文旅内容落地中山实景演出等。

　　上海，曾给过失意的孙中山无限的疗愈，也成为他运筹帷幄、擘画未来的热土。上海，留存着外滩百年实业发展的风华，续写着宝贵商脉对外开放的新篇。在上海，万国老建筑与滨江摩天楼交相辉映，在上海，江海通衢、商贾云集、海纳百川。

　　专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研究员宋钻友：

　　香山移民为上海城市精神注入内核

　　在近代上海的发展史中，来自香山的群体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鼎盛时期，在上海打拼的香山人接近两万名，他们从岭南故土奔赴黄浦江畔，以买办、商人、实业家、专业人才的身份，深度参与了上海从开埠通商走向全国经贸中心的全过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前研究员宋钻友，长期深耕香山人与上海城市史研究，他梳理了香山人赴沪的时代契机、几代人的事业演进，探寻香山移民为上海城市精神注入的内核。

　　上海于1843年正式开埠，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让它迅速崛起。不同于身处珠江内河、缺乏外海直接出海口的广州，上海背靠广袤的长江流域腹地，商业发展潜力被迅速释放，原先扎根广州的大批洋行纷纷整体北迁到上海。而香山毗邻澳门，数百年间澳门便是全球商贸网络的重要枢纽，长期浸润在跨洋贸易环境下的香山民众，得风气之先，拥有远超其他地区的商业视野与跨文化交往的敏感度，这成为他们奔赴上海的重要根基。

　　开埠之初的上海极度缺乏通晓外语、熟悉国际贸易规则的本土人才，香山人恰好填补了这一时代缺口，成为洋行争相延揽的买办与雇员。宋钻友将香山人在上海的事业发展划分为清晰的历史阶段。开埠初期至19世纪七八十年代，除买办这一核心岗位之外，大量香山人进入洋行担任普通职员、杂役，获得立足谋生的机会。也有人起家之后，从事丝绸贸易和杂货业务，搭建起上海连通华南与北方的跨区域贸易通道。

　　19世纪八九十年代直至一战爆发之前，沪港之间的贸易链路，很大程度掌握在广东商帮手中，鼎盛时期相关商行多达两三百家，经营范围覆盖皮货、百货等诸多品类。香山商人群体作为关键人力资源，串联起上海内陆商贸与海外国际贸易，有力支撑上海全国对外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

　　一战爆发后，欧洲列强深陷战火，民族工商业迎来发展的黄金窗口期。华侨资本尤其是香山华侨资本大举回国，以先施、永安、新新、大新为代表的四大百货公司落地上海，开创了国内环球百货全新商业形态，改写上海零售业格局。完成商业原始积累之后，侨商资本进一步向近代工业拓展，永安纺织集团便是其中的典范。

　　经商致富的香山家庭普遍重视后代教育，大批子弟进入顶尖院校求学，在法学、医学、文学艺术、工程技术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近代顶尖专业人才，为城市近代化输送源源不断的资源。

　　上海也是孙中山思想升华、擘画国家现代化蓝图的重要阵地。他的港口与都市构想，深刻影响了后来国民政府推出的大上海计划。大上海计划打破上海城市发展完全依附租界的旧格局，主动将城市建设重心向着吴淞口、长江入海口转移，为上海港长远发展预留空间。更为重要的是，上海开始超越籍贯、地域的隔阂，催生统一的市民身份认同，逐步建立起“上海人”的集体意识，城市向心力得到极大提升。

　　谈及上海“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宋钻友表示，“追求卓越”的特质就深受香山粤商群体精神气质的滋养。“广东人的精神就是追求卓越，他们不甘于二流、三流，他们见过世界，清楚何为全球顶尖水准”。阴丹士林染布厂重金聘请德国工程师攻克染色工艺；永安公司家具部出产的家具历经数十年依旧坚固耐用；广生行“双妹牌”香水对标进口名牌，投入研发打磨品质，风靡全国。这些国货品牌，正是“追求卓越”商业精神的生动实践。

　　专访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伟长学者廖大伟：

　　孙中山的一生与上海密不可分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伟长学者廖大伟在接受采访时说，据不同统计口径，孙中山一生曾先后20多次到访上海，累计在上海居住、途经的时长超过5年，青年、壮年直至晚年的诸多关键人生节点，都与这座城市紧紧相连。在廖大伟看来，上海对于孙中山，拥有三重不可替代的历史定位，既是政治高光舞台，也是思想成熟阵地，还是他与宋庆龄相伴相守的温情港湾。

　　从政治层面来看，孙中山虽然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当选前后全部筹备工作、党内分歧协调、各方势力接洽谈判，均在上海完成。每当革命事业遭遇挫折，上海就成为孙中山休整蓄力之地。依托租界相对安全的环境，他在此静心著书立说；国共合作构想的酝酿，与李大钊、苏联代表的重要会谈，也大多发生在上海的寓所之中，为后来国民党一大正式确立合作方针打下坚实基础。生活之中，上海是孙中山与宋庆龄稳定的家。宋庆龄不仅是相濡以沫的伴侣，更是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得力的助手，陪伴他读书、会客、处理各类事务，二人在上海留下许多温情记忆。

　　上海得天独厚的城市条件，也促成了鸿篇巨制《实业计划》在此诞生。廖大伟指出，这部近代中国宏大的现代化建设蓝图，并非单纯的经济著作，它的问世，离不开上海开放包容的城市土壤、完备的信息媒介、荟萃四方的人才队伍。

　　作为近代最早开埠的城市，上海拥有国内形态最为完备的租界，多元文明在此交融碰撞，是当时中国对接西方文明较深入的城市，在这里，孙中山可以便捷获取全球最新专业资料。同时，上海是近代全国传媒中心，中外报刊数量居全国首位，《远东时报》等刊物主动向孙中山输送海外资讯，协助其连载刊发文稿，让这部著作的影响力辐射东南亚、美国等海外地区。上海也是近代人才高地，大批革命骨干、专业人才汇聚于此，协助孙中山搜集资料、翻译文稿、打磨文本，成书前后，孙中山还将章节寄送各国驻华公使广泛征求意见，吸纳多方建议，可以说这是孙中山的不朽之作，同时也是一部众人协作而成的成果。

　　放在时代背景下审视，《实业计划》是一战结束后的应时之作。第一次世界大战落幕后，全球出现大量闲置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孙中山希望抓住历史窗口期，呼吁国际力量助力中国发展实业。而在南北政权对峙的时局之下，这部著作同样承载政治诉求：孙中山希望凭借详实宏大的实业规划，争取国际财团与海外力量对南方革命阵营的支持，以此与北洋政府展开博弈。

　　百年之后重读，书中的诸多设想展现出惊人的前瞻性。孙中山提出在长江流域修建大坝、规划京藏铁路，布局南方大港、东方大港，倡导开发浦东，主张在牢牢把控国家主权、掌握股份占比的前提下引进外资。这些构想，与后世三峡大坝、京藏铁路、湛江港、洋山深水港以及浦东开发开放的现实成果高度契合。

　　谈及孙中山留给后世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廖大伟总结，孙中山一生志存高远，胸怀世界，毕生以谋求人民福祉、振兴中华为目标。历经一次次革命失败，他始终百折不挠，保有乐观担当的人格底色；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与时俱进、择善而从，在重重党内阻力之下坚定推动国共合作，选择以俄为师，开辟革命新路。受时代条件限制，孙中山未能亲眼看到理想实现，但他未竟的事业，已经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接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