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包含两个基本维度：即“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所谓“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对应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性之维，而“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对应的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之维。毫无疑问，“中国特色”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立足点，但也不能因强调特殊性而无视普遍性的存在。科学、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深义，既要重视“中国特色”也不可忽视“共同特征”。

　　一、为什么要重视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性之维？

　　其一，从理论角度看，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建构知识体系。恩格斯曾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同样，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现代化的最前沿，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而这种理论思维则可理解为相应的现代化知识体系。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一种形态，其背后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和规律。中国式现代化虽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一种“地方性”形态，但其同样应该符合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和规律。这些基本原则和规律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性之维，是中国式现代化建构知识体系必须参考、借鉴的重要理论资源。

　　其二，从实践角度看，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稳步探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基于中国特殊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自主探索。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面对许多自身独特的实践环境：人口规模巨大，前现代、现代及后现代相互交织，西方资本主义的挤压甚至围攻，等等。但要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发展，除了解决好自身独有的实践问题，又不得不面对人类现代化实践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工业化带来的生态问题、城市化带来的治理难题、市场化导致的人格物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汲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避免中国式现代化重走他国老路、重蹈覆辙。

　　其三，从价值角度看，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提升国际认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区别。正因为这种本质区别，中国式现代化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刻意排斥和抹黑。鉴于此，中国式现代化要走向世界、提升国际认同，某种意义上讲，就必须和世界其他各国现代化“接轨”，最大程度上寻找“交集”，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即属于这种“交集”，其是中国式现代化和其他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追求之一。

　　二、何谓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性之维？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发展形态，与其他各国现代化具有一些“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普遍性价值追求：尊重个体基本权利。纵观全人类的现代化史，其肇始于欧洲的现代化（近代化），而欧洲现代化的基本标志就是欧洲（意大利）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的兴起。所谓现代化，根本目标是建设“现代社会”，其针对的是“传统社会”。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高举“理性”大旗，彰显人类个体基本生命权、生存权、幸福追求权等基本权利的合法性，目的是通过对抗漫长黑暗的中世纪对基本人性、人权的压制，推翻欧洲“传统社会”的宗教、王权统治，还人之所以为人应有的价值和尊严，因此，个体的生命权、生存权、幸福追求权等基本权利成为了欧洲现代化的根本价值目标。欧洲现代化进程中的工业革命、工业化运动，背后蕴含的逻辑是通过机器化大生产促成社会商品极大丰富，进而满足从宗教、王权压制下解放出来的千千万万人类个体世俗性的基本权利需求。因此，从价值追求角度看，欧洲现代化本质上就是实现从传统“神义论”向现代“人义论”转换的重大价值跨越。遗憾的是，虽然资本主义现代化曾在历史上具有进步价值，但由于其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本性使然，后续的欧洲现代化并没有真正走向对普通个体基本权利的尊重，而是走向了资本异化人的本性这个必然归宿。反观中国式现代化，从时间上看，肇始于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侵略殖民带来的“被动现代化”，而从本质上看，则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现代化。很显然，无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现代化初步探索，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快速推进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价值追求始终是“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人民共建共享”，这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便是集中体现。而“共同富裕”则是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实现基本权利的底线保障。综上，对个体基本权利的尊重是中国式现代化和其他各国现代化的普遍性价值追求。

　　第二，普遍性物质追求：发展社会生产力。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实际进程来看，现代化国家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原发型现代化国家；另一种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所谓原发型，即完全由自己独立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国家，没有他国经验可借鉴，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均属于该类型；所谓后发型，即从时间上看现代化建设步伐相对滞后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有他国经验可借鉴，苏联、日韩、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均属于这种类型。显然，从物质追求角度看，不管原发型还是后发型现代化国家，都具有共同的目标：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体而言，是通过经济领域的工业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来达到预期发展目标，前者针对的是传统社会的手工业和自然经济、后者针对的则是传统社会的农业化、农耕文明。近代以来欧美各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的重工业化、城市化，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工业化、城市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的产业化、城市化，均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作为最重要的目标。中国作为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在汲取他国尤其是原发型现代化国家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现代化最重要的大政方针，通过改革开放关键一招，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正在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迈进。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雄辩证明，“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发展是第一要务”等理念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领意义。同时，在现有物质条件基础上，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更高目标定位，则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物质追求的“升级版”目标。由此可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和其他各国现代化的普遍性物质追求。

　　第三，普遍性制度追求：建构现代社会制度。从制度层面看，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就是要推翻和超越传统社会制度，建立一种新型的现代社会制度，以适应于前述的普遍性价值和物质追求。这种现代的社会制度主要体现在经济制度的市场化、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文化制度的大众化上面。客观而言，不管世界其他各国现代化，还是中国式现代化，都共同追求以上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以期“告别”各国的传统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的市场化，主要针对传统的庄园、手工业经济，旨在通过市场“等价交换”的形式自由调配商品资源以满足现代人各类欲求；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主要针对传统的等级、特权政治，旨在通过民主参政议政的形式协调国家和社会治理以满足现代人公平正义诉求；文化制度的大众化，主要针对传统的贵族、精英文化，旨在通过大众参与和享受的形式普及文化消费以满足现代人充实意义世界需求。显然，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史来看，无论欧美、日韩，还是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建构均朝着现代方向努力。也就是说，建构现代社会制度，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普遍性制度追求。需要注意的是，基于各自国情和文化传统等的不同，世界各国的现代社会制度建构又存在不同的实现方式。欧美、日韩侧重于经济制度市场化方面的自由放任发展，政治制度民主化方面的多党执政、三权分立、选举政治等，文化制度大众化方面的流行歌舞、影视等制作发行。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制度方面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治制度方面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并指向“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文化制度方面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多元文化并存”。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指向的现代社会制度，既是中国的“地方版”又是其他各国的“超越版”。以上是各国现代化过程中对现代社会制度的自主选择和建构，是现代化社会制度在不同国家的具体体现，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现代社会制度的多元图谱。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和其他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符合人类社会基本发展规律的现代化，同时和其他各国现代化具有某些共同的旨趣和追求，进而也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世界性意义和世界性价值。

　　（作者系广东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