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偶然机会，在《文艺报》上看到了于爱成老师的一篇书评：“东江儿女的湾区史诗——陈雪长篇历史小说《惠州1907》中的叙事美学”，看完了书评之后，有点迫不及待地想翻阅这本书。

　　我算个新客家，对东江地区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颇感陌生，由于本人介入了几个相关展馆的布展工作，一旦参与进来更感觉需要恶补。一口气读完洋洋三十万言的《惠州1907》，它犹如一把锈迹斑斑却依旧锋利的匕首，剖开了清末民初那段被教科书简化为符号的悲壮历史。而陈雪却在纸堆里打捞起被主流叙事遗忘的民间记忆，让我们看见那些湮没在历史褶皱里的血肉之躯。这些优秀的东江儿女，在黄花岗的纪念碑上、在七女湖起义纪念馆里、在东江地方史中，也许都难以找到他们的名字，但正是这些无名的义军英雄，为推翻清王朝，前仆后继，赴死不辞，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铁血义士。众所周知，孙中山为推翻清廷建立民主共和，自1895年广州起义至1911年的16年里，先后发动了10次武装起义。在三洲田起义失败沉寂七年后的1907年，在东江流域的中心之所惠州再策划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这是孙中山为推翻清廷统治领导策划的第四次起义，也是同盟会成立以后的第二次起义，史称“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

　　孙中山为何会再次选择此地来举行武装起义？原因有三 ：一、以郑士良、邓子瑜为首领的民间会党力量；二、侨居海外华人华侨的革命基础；三、近江沿海毗邻港澳的地域优势。全书虽未出现孙中山的具象描写，但其起义的基础与历史记载暗合贯穿始终。起义军采用的“反清复明”口号，实则是孙中山“驱除鞑虏”主张的民间变体；邓子瑜等人组建的洪门会党组织，正是兴中会早期组织的延伸；作者通过大量田野调查发现，起义筹备期间确有海外华侨汇款记录，这与孙中山海外筹款的脉络高度吻合。 更耐人寻味的是文本对革命伦理的探讨：当起义因叛徒告密功败垂成，幸存者在刑场上高呼“驱逐鞑虏”而非个人恩怨的场景，昭示着这场起义早已超越简单的暴力反抗，成为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仪式。这种集体身份认同的觉醒，正是孙中山革命理论最成功的具体实践。

　　历史书里的小人物，他们都是真英雄，书里写到一群惠州人，他们不是什么大人物，有杀猪贩牛的、有开店种地的、有行江走脚的、有撑船放排的、还有铁匠、石匠和开武馆的拳师。但就是这些市井小民，在同盟会的组织下，在清兵眼皮底下闹起义。邓子瑜这个曾因三洲田起义遭清兵通缉，逃亡南洋经营客栈的惠州人，本可安享海外，躲避抓捕，却在孙中山“驱除鞑虏”的呐喊中听见了时代的召唤，毅然回国，串联发动，招兵买马，在七女湖畔的荔枝林间，他与陈纯、林旺、孙稳、还有起义骨干邓珍、陈亚双等等，将惠州1907年的历史悄然改写。他们的革命精神，不是在振臂高呼的演说词里，而是在无数个深夜油灯下缝制弹袋的针脚中。为避开清兵耳目，《惠州府志》书中那些联络暗号也足以表现革命党人的斗争智慧。“吉穴”“旺地”隐意、东江民谣中的暗语、宗族舞狮时的联络，全为了筹集枪支弹药。书中的最后有个情节特别令人难忘，陈亚双为了掩护陈纯一行人安全突围，被清军重重包围，十名义军只剩下陈亚双一人没死，肠子都打出来了，腿也被打断，倚靠着树干，瘫坐在血泊中还要强撑一口气与敌人对射，他心里想着只要还有一口气，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拖住敌人一刻钟，队伍的突围就多了一份成功。当陈兆棠带着清军要活捉这个满脸血污的陈亚双时，半躺地上的陈亚双，瞪圆双眼，用尽最后的力气把大刀砸向陈兆棠，清兵见状一阵狂射，陈亚双才倒在血泊中。连素有“杀人魔王”之称的惠州总兵陈兆棠都不由喃喃自语：“确是条汉子，可惜跟错人了。”读到这些，隔着书页都能感觉到疼，但正是这些义军的血肉之躯，铸成了东江革命的不朽丰碑。

　　现在惠州城里，还能看到当年起义的遗迹。七女湖那片湖水，当年就是埋枪的地方；归善县衙的石狮子，至今还有弹痕。读完《惠州1907》后，我非常认同于爱成先生的点评：邓子瑜、陈纯等在史料中被简化为“起义领袖”在文学重构中获得了丰沛的生命细节，东江儿女的精神，惠州的革命光荣传统成为孙中山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辛亥革命前夜，惠州七女湖起义，这一历史事件被作者充分活化利用，以文学的重构还原了这段波澜壮阔的鲜活历史，《惠州1907》呈现出了晚清岭南社会的全景图，这部作品不仅是“东江革命三部曲”之一，更是作者深耕东江地域革命历史题材的集大成之作，堪称东江儿女的湾区史诗！

　　作者简介

　　吴永红，惠州市作协会员，文化传媒工作者，以文字为媒，在记录与传播中践行对文化与生活的双重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