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白先勇曾在《上海童年》里，讲起大上海时颇为兴奋地说：“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像是四座高峰隔街对峙，高楼大厦密集的地方会提升人的情绪，逛四大公司，是我在上海童年时代的一段兴奋经验。永安公司里一层又一层的百货商场，琳琅满目，色彩缤纷，好像都在闪闪发亮。”而且“到大新公司乘自动扶梯”已成为当时上海人时髦的活动。“我踏着自动扶梯，冉冉往空中升去，那样的电动扶梯，那时全国只有大新公司那一架，那时一道天梯，载着我童年的梦幻伸向大新游艺场的‘天台十六景’”。

　　的确，南京路的百货公司，一方面以购物为中心，另一方面将旅馆、娱乐、游艺场集中在一起的商业、住宿、娱乐设施，完全营造了新水准的都市生活空间，也提供了上海特有的商业样板。在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登场以前，以租界为中心的上海都市文化主要是由西方人营造的。但他们的日常活动场所最多也只是在从外滩通过四川路，再到河南路的交叉点一带。中国传统的商业和都市文化，则主要是买办、高官、富商等打造的，他们以南市的豫园、城隍庙周边地区为中心，逐渐向广东路、福州路等地，还没有把活动地点延伸到南京路。直到香山侨商在南京路西先后建起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他们用新的商业文化功能促进中国人的大众社会化，使曾经冷清的南京路成为上海第一条商业街、娱乐街、海派文化中心地和新的都市文化空间。

　　南京路的百货公司成为“摩登上海”的引领地，而民国时期在上海的中山人更是上海文化娱乐的“助产婆”。他们不仅将文化商品化，使文化有了自身的价值；也将娱乐商品化，使娱乐有了文化的味道。先施公司的先施乐园、永安公司的天韵楼、新新公司的屋顶花园、大新公司的游艺场，既是上海百姓的休闲地，也是都市大众的逍遥谷。与南京路街道的美丽舒适一样，重视顾客的新商法受到人们的信赖，赢得了人气，淘空了钱袋，饱满了眼福。人们在百货公司和南京路购物，已不单是追求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满足，还实现了快乐和娱乐的质的转变。特别是流行去百货公司游览商品橱窗和逛南京路商店街，形成了与购物着眼点不同的新娱乐和都市新文化。当时上海的“摩登太太”们，对这样的新娱乐和都市新文化，不是像日本东京人去“逛银座”那样的以地名来表现，而是说“逛公司”。因为“公司”，在上海，不晓得有几千几百家，可是在小姐或者太太们的口语中，“公司”就是专指先施、永安或者新新、大新。民国时期，南京路就是上海商业文化的“新地标”，四大百货公司就是南京路上的“打卡点”。

　　其实，民国时期的中山人，在上海的文化圈里，也是响当当的。在曹聚仁、周瘦鹃、茅盾、王瀛洲、刘恨我、丰子恺、林徽因、钱化佛、白先勇等文人墨客和新闻记者的笔下，固然少不了对中山侨商创办的四大百货公司的赞美，而且还表露出他们对上海中山人充满敬意。当时上海的《东方日报》评新新公司的总经理李泽：“接事于公司风雨飘摇之日，耐心静守，逐步改进。行来竟有军事家之沉着应战者”“且李泽以一少年，折冲樽俎，遽负艰巨，江东人物，较之陆伯言诚不止有尺寸可取也。”另一《华股日报》也有“凤子”的文章，说“上海人大家都晓得这位董事长李泽的能干，他独手把新新公司在四面楚歌中救了出来，现在无形中成为上海百货公司的领袖。从来营业，姿态活跃，一扫墨守旧法的恶习惯，委实为年青的事业家。”显然，对年轻的总经理李泽勇于担当、敢于创新、有所作为，作者在夸奖之时还不乏由衷的钦佩。

　　但是，李泽所作所想，毕竟以公司为重，营利为先，而默片明星阮玲玉、演员兼导演郑君里、摄影家黄绍芬、中国早期电影放映业和发行业的拓荒者卢根、魔术家兼演员张慧冲、粤曲演奏家吕文成、现代音乐教育家萧友梅、漫画家梁白波、岭南画派代表之一的方人定、书法家和评论家黄苗子、著名出版家王云五、精武会创办者卢炜昌和陈公哲、启秀女子中学创办人徐婉珊，这些活跃在大上海的中山人，他们玩的是兴趣，专注的是事业，创造的是文化。他们中有的以学校为阵地，传道授业解惑，培养文化艺术人才；有的以编导、拍摄、表演为情趣，拍摄了许多好影片，感动了许多人；有的以书法、绘画、音乐、摄影、戏剧、文学为兴趣，创作出大量文学和艺术精品，书写了时代，讴歌了人生，彰显了自己的个性，宣泄了自己的情感；有的以编辑、出版、发行为乐趣，策划、组稿、编书译书，输入学理，传播新知，启人心智，再造文明；有的以科学实验、学术研究、社会实践为志趣，探索自然，揭示奥秘、寻找真理，造福人类；甚至有的公司或企业，创办报刊、设立艺社画廊、开辟影院剧场，培养大众阅读习惯，引导社会文明消费，提高人们审美趣味，丰富市民文化生活。

　　出身贫寒、少年失怙的中山人阮玲玉，其实并不孤单，乡亲给了她温暖，上海提供了舞台。先在同乡张惠冲兄弟的帮助下进入影业圈，后在郑君里、黄绍芬等中山同乡的合作和支持下，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拍摄了29部电影，在短暂的时光里，扮演过小家碧玉、大家闺秀、老太婆、丫头、乞丐、尼姑、妓女、姨太太、卖花女、大学生、歌女、作家等不同的角色，成功地塑造了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女性形象，成为“永不消逝的美”。默片时代成就了阮玲玉的表演艺术，阮玲玉又以自己精湛的艺术表演，把默片时代的电影艺术推向高峰。30多年前就有研究者指出：“阮玲玉的一生，是辉煌的一生。从小婢女到一代艺人，她没有虚度短暂的生命。她为中国电影事业的进步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使她一直活在观众的心中，保存在历史的记忆里。生前，她得到无数观众发自内心的拥戴；死后，群众自发地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就是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她所创造的生动感人的银幕形象，仍在国内外受到高度的赞许。她不仅成为中国无声电影时期的骄傲，也成为世界影坛引人注目的瑰宝。”

　　与她同时代的中山人萧友梅，在山河破碎、政治腐败、民生凋敝、文化断裂的近代中国，他始终在抗争中推动现代专业音乐教育，一直在艰苦中守护音乐专科学校，在逆境中坚持音乐人才培养。他以一己之力，不仅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现代化殚精竭虑地鼓与呼，而且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生存和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不马虎、不懈怠、不盲从、不苟且的独立人格，以及对学问、对学校、对学生、对事业的专注精神，不仅使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成为现代中国音乐专业人才培养的摇篮，而且也为有志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爱国主义者树立了学习的榜样，真正是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奠基人。

　　还有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人、现代科学管理先驱王云五，曾做过胡适的英文老师，也当过孙中山和蔡元培的秘书，虽然后人对他的行政管理有褒有贬，但对他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所进行的改革创新，还是众口一词地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主持编纂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万有文库》，是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四百万”财富，他自己既是著作等身的学问家，也是自学成才的达人。著名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就说：“《万有文库》把我们这些少年读者引进到知识海洋，从文、史、哲、经到天、地、生、化，从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尽管是生吞活剥，似懂非懂，却也增添不少常识，特别是激发了浓厚的读书兴趣。”应该说，王云五的编辑之力和出版之功，毋庸置疑。

　　虽然阮玲玉在默片时代的表演、萧友梅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发展、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任上的创新，表面上看只是他们个人热情和毅力、智慧和才学的绽放，但实际上也是上海都市文化孕育出的花朵。用著名史学家熊月之先生的话说：上海是精英的战场，香山是精英的故乡。抽去香山人，上海近代史将黯然失色；离开上海这个舞台，香山人也难以获得如此大的发展空间。

　　（作者胡波系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广东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教授，中山市社科联原主席）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