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人民日报》既是国家政策的宣传窗口，也是观察地方发展的生动样本。1978年至2012年的三十余年间，《人民日报》超过百次将目光投向中山，记录了这座伟人故里从农业县到现代化城市的转型之路。透过这些报道，我们既能读懂中山的发展逻辑，更能窥见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智慧。

　　一、破冰：从“港口开放”到“土地集中”的探索之路

　　改革开放之初，中山和珠三角许多地方一样，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历史使命，此阶段《人民日报》的报道，记录了中山在三个领域的“破冰”努力。

　　1984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消息：国务院批准中山港为对外开放口岸。“有利于引进外资，发展旅游业，促进全市经济建设”——这标志着中山正式被纳入国家对外开放的前沿序列。报道中提及的“先与香港通航客轮，待条件成熟后再对外籍船舶开放”，透露出渐进式改革的务实智慧。港口开放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开放，更是发展思维的转向，为随后的“三来一补”、合资合作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中山农村正在经历一场更深层次的变革。1984年11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一个新现象：土地开始向种田能手集中。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土地通过自愿转让承包，向专业户集聚，“八分之一的农户承包全市40%的耕地、鱼塘”——这组数据揭示了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带来的效率提升。报道特别提到神湾区大排乡农民吴有根，他承包数百亩土地办起家庭农场，展现了早期农业规模经营的雏形。这一实践超越了初期的“均田”模式，为农业专业化、商品化探出了新路。

　　在城市经济领域，中山同样敢为人先。1981年，中山二轻局系统27个工厂试行计件工资制，“超定额计件”或“纯粹按件计酬”的模式，极大地激发了工人积极性。塑料厂每台机日产鞋从180双增至300双，日用制品厂月产雨衣从3000件增至5万件，企业利润和国家税金大幅增长。面对现代化建设对技术人才的渴求，中山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从1984年起拨出20多万元职工教育经费，通过办技术学校、短期轮训、高校代培等多种形式培育人才，到1985年，公司工程技术人员比五年前增加五倍，完成了中山温泉宾馆、中山纪念堂等一批高标准工程，优良品率达98.7%，荣获“全国先进施工企业”金牌奖。

　　此外，这一时期《人民日报》还关注了中山在拨乱反正、凝聚人心方面的努力：为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认真落实侨务政策。对于著名侨乡中山而言，侨务政策的落实直接引来了华侨港澳同胞对文教卫生事业的大量捐赠，为初期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社会资本。这些报道表明，中山在聚焦经济改革的同时，也注重社会关系的调整与整合，为发展营造了稳定的内部环境。

　　二、起飞：从“中山货”到“国家级基地”的产业集群之路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中山的发展进入快车道。《人民日报》的报道视角，也从单一的经济事件记录，拓展到工业体系构建、产业集群培育、城市建设与治理等多维度呈现。

　　1986年3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中山市用有限外汇开发高精尖产品》，指出中山工业系统“把有限的外汇真正用于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开发高精尖产品，使“许多‘中山货’进入国际市场”。这体现了中山从初期加工向注重技术引进、培育自主品牌转型的战略眼光。到了80年代末，中山工业已形成一定竞争力，报道称其产品“大部分是市场上适销对路的产品”，玻璃玛赛克在澳门市场占有80%份额。

　　在此基础上，中山依托镇域经济特色，培育形成了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专业镇。古镇镇从80年代初的简易台灯生产起步，到1999年已拥有灯饰企业1200余家，产品占据全国近一半市场份额并远销海外；为保障质量，古镇在1997年率先成立乡村一级质量监督办公室，要求产品按国际标准生产，114家企业通过国际质量认证，形成了“小产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与此同时，威力、小霸王、爱多、乐百氏等一批知名品牌崭露头角，成为“中山货”的亮丽名片。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山也开始关注城市建设与环境治理。1989年《人民日报》报道了“中山市向大海延伸”，围海造田实现“占一围三”；1990年报道了干部务实作风，自己学开车提高工作效率；1991年报道了横栏镇运用科技成果发展立体农业。这些报道表明，中山的发展理念开始超越单纯的经济增长，向空间拓展、管理效率、生态农业等维度延伸。

　　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山很早就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理念。1986年起，中山实施“安居工程”，投资近9亿元兴建5个标准住宅小区，7831户住房困难户迁入新居，城区人均居住面积从1985年的7.3平方米增至20.2平方米。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中山坚守“宁少要亿元产值，不引进一个有害环境的项目”的底线，“八五”期间婉拒10多个污染大项目，关停并转12家污染企业。到1996年，城区绿化覆盖率达35.2%，人均公共绿地9.6平方米，先后荣获全国卫生城市、全国园林城市等称号。1997年10月，中山市市长黄子强荣获联合国人居奖，成为该年度唯一获此殊荣的亚洲城市代表，联合国人居中心官员称赞中山“超出预期的居住质量与环境”。

　　与城市发展相辅相成的是社会治理的创新。1997年，中山率先在全国实行职业高中专业教师“双证书”制度，提升职业教育质量。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增多的现状，中山于1996年发起“同是中山建设者”活动，“对优秀外来员工，全部免收城市增容费入户中山，并解决农转非指标”。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为后来更深入的制度改革埋下了伏笔。

　　三、跨越：从“经济强县”到“和美家园”的包容发展之路

　　进入21世纪，中山着力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民生改善、社会融合、文化建设的协同并进，《人民日报》对此予以深度关注。

　　面对转型升级压力，中山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1999年起，中山提出“人才兴市”战略，“财政每年投入近400万元用于人才培养”。到2002年，大学本科学历人数比1995年增加了近6倍，中级以上职称增加了4倍多，中级技工增加了26倍。在专业镇转型升级方面，中山实施“三个一百”战略，小榄五金、古镇灯饰、沙溪休闲服装通过技术创新和文化赋能，升级为国家级产业基地。2011年，中山与20家央企签署近1700亿元项目，打造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推动服务业占GDP比重从38.5%提升至41%。

　　民生改善始终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教育方面，2004年起推行“暂住儿童随行卡”制度，7万多名外来儿童可享受与本地儿童同等的教育、医疗待遇。在医疗保障方面，2005年全面推行“廉价医疗”服务，29家镇级以上公立医院设立“廉价门诊”和“廉价病房”，200多种基本用药覆盖数十种常见病，40元以下处方占比达20%，张家边医院一位胃炎患者的诊疗费仅16.8元——这种“价廉质不廉”的模式，既减轻了群众负担，又通过就诊量增长保障了医院效益。

　　针对外来人口占比高的市情，中山创新推出积分制管理，打破身份壁垒。2010年1月，《中山市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办法》正式实施，122万外来务工人员可通过学历、技能、社会公益、发明专利等积分，角逐入户和子女义务教育指标，来自广西的谢红芬成为全国首个通过积分制入户的农民工，她的儿子顺利进入公办学校就读。这一举措构建了以贡献和素质为标准的公共服务分配机制，体现了“同是中山建设者”的包容理念，为全国流动人口管理改革提供了重要借鉴。

　　与此同时，中山还高度重视文化传承与精神塑造。持续23年的“慈善万人行”活动，累计300多万人次参与，捐款6亿多元，104岁的义工胡汉伟与儿子胡继雄共同当选“十佳红十字志愿者”，爱心接力成为城市风尚。2005年，中山获得首批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博爱、创新、包容、和谐”的新时期中山人精神深入人心。2007年，提出建设文化名城战略，实施孙中山文化工程等“八大文化工程”；2011年，中山挂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借辛亥革命百年契机，举办“翠亨论坛”、孙中山文化节等100项纪念活动；2012年，建设600多所“修身学堂”，以“身边人讲身边事”的方式开展公民道德教育，覆盖机关、企业、学校、新中山人群体，开展宣讲活动3500场次。

　　四、中山实践的时代启示与思考

　　纵观1978至2012年《人民日报》有关报道，中山实践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改革开放背景下有特色、有逻辑的地方样本。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与基层首创相结合，是发展的根本保证。无论是农村土地流转、外向型经济发展，还是积分入户、修身学堂，每一项探索都是深挖民需、顺应规律的结果。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基层的首创精神，才能形成改革合力，释放改革活力。

　　第二，坚持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相统一，是发展的价值方向。从安居工程到廉价医疗，从积分入学到社保入户，中山始终把发展的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的福祉。这种“有包容的发展”，兼顾了各方利益，凝聚了发展力量，既实现了经济增长，又确保了社会稳定。

　　第三，坚持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相协调，是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山坚守生态底线，不走“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式增长路子，通过产业升级、污染整治、绿化提升，提高了城市宜居水平，聚集了高质量产业与人才，凸显了可持续发展的深刻内涵。

　　第四，坚持文化传承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是发展的精神动力。中山充分利用伟人故里的文化优势，将孙中山先生的“博爱”精神和改革开放精神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品牌，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必须指出，《人民日报》作为主流媒体，其报道呈现的是以正面倡导为主的叙事框架。中山的发展也非一帆风顺，其间同样面临各种挑战，如报道中提及的工程质量问题、社保缴纳争议、楼市调控波动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应对，同样是中山改革发展过程中真实而复杂的组成部分，折射出现代化进程的普遍性与曲折性。

　　回望1978至2012年的中山，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座城市的成长史，更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处理政府与市场、效率与公平、发展与保护、传承与创新等重大关系上的智慧缩影。今天，当高质量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中山当年无论是产业转型的前瞻布局、还是“积分制”打破户籍壁垒的包容勇气、亦或是守住“绿水青山”的战略定力，不仅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多元路径提供了生动案例，更为新时代地方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

　　李有福，广东金融学院教师；曹义泽，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教师

　　课题项目：本文系2025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党史特别委托项目（GD25WTF08）、2024年广东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研究课题（4YYJS0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