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9年，清乾隆四年间，一名驻防在广东香山的屯丁手攥状纸走进了香山县衙，他与当地疍民在屯田附近涌滘里的禾虫捕捞权起了争执，一纸讼状请求官府裁决。可谁也没料到，因为涉及疍民与岸民当时极为敏感的社会矛盾，县衙竟然迟迟未敢裁决，官司一直拖到1801年即清嘉庆六年，时隔62年，判决文书才正式下达。当初递状子的屯丁早已埋骨沙田，孙辈的鬓角都染了霜。这宗看起来有点小题大做的禾虫捕捞权属争执，竟然耗去了三代人的光阴才得以尘埃落定。

　　1947年10月，中山县《建中日报》刊登了两则震动全城的劫案新闻。向来治安平靖的港口乡靠近石岐水域一个土名叫细破浪的禾虫埠，两艘正在作业的禾虫船先后在几天内遭到歹徒持械洗劫，船上所有财物和装载的禾虫被抢掠一空。消息传出，民情汹涌，纷纷要求官府严缉悍匪，还乡民以生计和安宁。

　　一宗旷日持久的讼案，一场铤而走险的劫掠，前后相隔近两百年，起因都是如今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禾虫。小小禾虫何以值得三代人向官府讨说法、何以让亡命之徒不惜铤而走险？这事放在今天看似乎有点魔幻，唯有扎进香山数千年的沙田肌理中寻幽探微，或许才会明白其中的端倪。

　　明清以降，关于禾虫习性、捕捞的记载，已见诸官方史志、文人笔记和民间谚俗。在这些现存的文字中，大多不是谈美食，而是让今人看到了在古香山这片历经数千年淤积，河网交错，沙坦连绵的土地上，先民们对禾虫这种长在稻田、河涌里，在出造期几乎唾手可得的生存资源的掠夺、攫取纷争从未停息，一直到1949年后，茫茫水域里的禾虫捕捞权才得以干戈息止，其中是否潜藏着水乡人最原始的生存密码？是否还有我们所闻所未闻的故事？

　　远古香山孤悬海中，蛮荒烟瘴里，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自然条件，低下的生产能力，迫使生活其中的先民掌握了“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生存智慧和生存法则。曾有人研究岭南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尝试吃禾虫的，然而这个问题就好像“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样漫不可考了。不过一些典籍的记载大抵也留下了岭南人吃禾虫的蛛丝马迹。据《中国烹饪原料大典》（上卷）考证，唐人《酉阳杂俎》中提到的 “雷蜝”，就是如今在闽南福州一带被称作“浏蜞”的禾虫。明代，慎懋官杂取旧说所作的《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说禾虫“如蚕而微紫。小民俗以络布为罾取之，盈艇而归，味甘可食。”这些文字大致可以看出，至少在唐以前，古越人已将禾虫“或作膏食，饷客为馐”了。清以后，《星馀笔记》《岭南风物记》《岭南杂记》《本草纲目拾遗》等笔记对禾虫的记载则更为翔实。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虫语”一节对禾虫的形态、习性、捕捞方法的记录，更被后世视为百科全书式的描述被广为引用。历代《香山县志》对禾虫的习性、埠头管理等多有记载。这些记载，大致体现了吃禾虫与先民的生存环境以及岭南人“杂食”习俗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嘉靖版《香山县志》写到香山本土的禾虫时说：“禾虫如蚕，微紫，长一、二寸，无种属。”《中山村情》及民国时期的《东镇月刊》等主要的报刊、期刊以及《中山文史》等地方史料，对历史上捕捞禾虫的盛况多有记载：滨海各乡几乎村村有禾虫埠，每年农历三月、四月和八月的初一、十五大潮时，禾虫多栖身于咸淡水之交的稻田淤泥层里，以稻根、腐殖为食，随潮汐起伏涨落，流入海口产卵繁殖。这个季节在香山一带的村落被叫作“禾虫出造”。每逢“出造”，涌滘、河网、稻田里浮游的禾虫或红或绿或紫，密密麻麻、层层堆叠、铺天盖地，一网下去随随便便就可有三几百斤的虫获，满舱鲜活。

　　著名作家叶曙明在《中山传》这部城市传记里有一段远古中山人捕捞禾虫真实而有趣的记录：“放鸭船与禾虫船，经常在弯弯的河上相遇。大家互相打招呼，禾虫船的人说:今日是不是食泥封火鸭啊？请我饮酒啦！放鸭船的人回答：你请我食禾虫糕，我就请你饮酒！两人哈哈大笑，这边故意把竹篙往水面一打，激起小小的浪花，那边挨骂一声‘斩头鬼’，两船便在鸭子的‘嘎嘎’叫声中，各自拐进了不同的河汊”。

　　彼时的禾虫，是地地道道的 “贫者之食”。穷苦人家不必花钱，每逢“出造”，人们都争分夺秒地在涌滘、河口、闸口给禾虫布下天罗地网，场面蔚为壮观。一网下去，便是全家几日难得的荤腥，吃不完的，赶紧拿到墟市上出售，碰上运气好的，一船满仓，往往真能“一夜暴富”。如果收获太多又卖不完，禾虫就会在短时间内“爆浆”腐烂，农民就只好把整船整船的禾虫运到田里堆肥了。在食物资源极度匮乏的年代，哪怕再穷的人家，只要捕到禾虫就能活命。清代的黄廷彪写过一首诗《见食禾虫有感》，诗中感叹：王侯佳馔何曾识，让与农家鼓腹歌。由此也可以印证一点，至少到清代，禾虫还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贫者之食”。

　　味蕾这东西很奇怪，对一种食物和口味习惯了，慢慢地就会刻入一个族群的记忆甚至基因。从清末民初开始，上海、广州、香港等广东人聚居的地方，不少报纸的副刊、美食专栏开始谈论起岭南人饮食习俗中的“禾虫瘾”。有美食家断言，岭南地区不少妇人对食禾虫会形成“心瘾”，民间也有不少人赞同这个说法。在粤语方言区有一个民间传说几乎无人不知：“老公死，老公生，禾虫过造恨唔返。”相传有新寡妇人，披麻戴孝去河边“买水”治丧，出门不久妇人撞见有人挑担子沿街卖禾虫，当即停下脚步，买了半盆送回家中，才接着又回去“买水”。有人怪她薄情，她只淡淡说了一句话，丈夫死了还能再找，禾虫过了造，就再也吃不到了。这故事听来有点戏谑，奇怪的是，民间似乎一直对这位新寡妇没有太多的指责非议，反而表现出极大的理解与宽容。这内里深藏的是一种心照不宣和水乡人最朴素的生存哲学——在靠天吃饭的年月里，时令不等人，一口应季的鲜味，有时比繁文缛节更实在。这桩乡野轶闻后来竟传到了一位日本作家村松梢风的耳朵里。1923-1933年间，他曾到过中国游历，回国后写了一本《中国色彩》的游记。他在游记中写了这个在广东民间听到的传说。“广东妇人丈夫死了也要先吃上一顿禾虫再治丧”的说法便这样不胫而走，名声远播，成为广东人吃货本色的传奇铁证。

　　日月更替，星移斗转。慢慢地，贫者之食开始变为饕餮盛宴中的重要角色，许多今天听起来不可思议的故事，在故纸堆里依然鲜活，饶有趣味。

　　清乾隆年间，小榄人何大佐在《榄屑》里记下一则奇闻。明代南海有位大司空奉旨赴云南册封藩王，云南盛产鸡蛋油，向来是官场馈赠权贵的珍品。彼时魏忠贤权倾朝野，屡屡催索此物，大司空仓促间采办不及，情急生智，派人星夜赶回广东，在大榄乡购得数十坛禾虫油，运赴京师充数。北方人从未尝过此味，食之皆惊为上品，反倒以为往年收的鸡蛋油都是假货。一则乡野掌故在香山民间流传了数百年，让人对这道人间至味产生了无限遐想。

　　当然，也有人对禾虫这种美食表示极度的抗拒和不适。19世纪30年代法国作家老尼克在他的《开放的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国》一书中曾记录过一段沿广州河南珠江河道进入hong-shang河道游玩，应邀到岸上某个城镇参加晚宴的情景。席间，主人家的仆人端出了一盘长长软软、状如粉丝的菜。看到老尼克迟疑的样子，主人家便告诉他这是长在水里的虫子。老尼克一听，顿觉“毛骨悚然，吓得把碗也掉下来了”。关于这段文字记载，研究者一般认为，hong-shang就是香山的音译，水里的虫子就是禾虫。可见即便是本地人认为是人间至味的禾虫，可美食这东西毕竟羼杂了很多的人文因素——历史记忆、人生况味等，都在制约着你的味觉。

　　中山籍香港著名美食家陈梦因所著的《食经》被公认为香港饮食文化的开山之作，他对家乡的禾虫推崇备至，在《粤菜溯源录》中写道，一席完整的家乡“禾虫全宴”，菜单上会有“金菜禾虫汤、莲藕煲禾虫汤、禾虫栗子焖烧腩、腌咸禾虫蒸腊肉、禾虫焖柚皮、干烧禾虫、炒禾虫、禾虫炒蛋”等。不过时下的中山，禾虫全宴已不多见，但是各种吃法花样繁多、层出不穷。禾虫刺身、禾虫火锅、禾虫肠粉都有不少粉丝追捧，在不产禾虫的季节，还有酒楼以生蚝仿制味道几可乱真的“假禾虫”，简直让食客脑洞大开。

　　港澳地区与珠三角饮食同源，每年禾虫“出造”时节，不少身居港澳的老饕就会大发“禾虫瘾”。香港公共图书馆中文报纸数据库保存了不少上世纪初至六七十年代的新闻史料。资料显示，早在1918年，香港报纸就有报道，港英政府管治期间，禾虫被视为不洁之物，全面禁止在市场公开售卖一直被视作不成文的法律规定。《大公报》《华侨日报》《工商日报》经常有“查获内地走私禾虫船，悉数被倾于海中”的新闻见报。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禁售令，老饕们不得不与当局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不产禾虫的澳门成了禾虫的集散地，每到禾虫“出造”，来自中山坦洲、神湾的禾虫船一靠岸，各路食客商家便闻风而至，到澳门的各大酒楼或呼朋唤友大快朵颐，或宴请重要宾客。1933年10月8日香港《工商日报》一则报道说:禾虫为广东特产，粤人视为佳馔，出产最盛地区，首推中山。1955年9月19日香港《华侨日报》有一则报道说：禾虫当造，不少食客纷纷过埠澳门托亲友购得来自中山、斗门一带，以瓷器盛装的燉禾虫手信，过关带入香港以一解“禾虫瘾”，由于带燉禾虫的人实在太多，整个海关大厅四处飘溢着一种浓浓的禾虫焦香，以至于关员不得不收缴部分旅客过多携带的禾虫手信，此新闻一度成为坊间的谈资。改革开放后，每年都有不少港澳游客组团回中山“吃禾虫”，寻味中山的美食之旅在港澳甚至在东南亚华人圈都小有名气，珠江口两岸的烟火气，成了湾区同风同俗最鲜活的注脚。

　　主要引用与参考材料

　　[1]（明）李东阳等《大明会典·户部·课程》

　　[2]（明）嘉靖《香山县志》

　　[3]（明）慎懋官《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

　　[4]（清）屈大均《广东新语》

　　[5]（清）何大佐《榄屑》

　　[6] 《香山县乡土志》

　　[7] 民国《香山县志》

　　[8] 《神湾镇志》《小榄镇志》

　　[9] 《东镇月刊》《中山月刊》（民国期刊）

　　[10] 《中山禾虫往事沉钩》 陈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