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人定先生首先是岭南画派极为重要的艺术家，主要在于他非常坚定地信奉“折衷中西”的艺术理念，并予以实践，取得了很大成就。方先生和他的老师高剑父先生一样，东渡日本学艺，都试图借助域外资源改造中国绘画，都强调艺术要介入社会现实、表现时代精神。作为高剑父的大弟子，在第二代岭南画派画家群体中，他是致力于探索艺术革新的先知先觉者，对岭南画派的发展起到了至为重要的积极作用。他对岭南画派的推动作用，还体现在理论阐发与文化传播等方面，“方黄之争”便是一大例证。

　　方先生的艺术创变，凝聚着岭南文化的显著特征。同样也是中山籍的文化大家刘斯奋先生曾用三个“不”——不定一尊、不拘一格、不偏一隅——概括岭南文化，可谓恰如其分。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包括方人定先生在内的岭南画派画家的文化性格，自然十分贴切。

　　但仅仅从岭南画派的视角审视方先生的艺术创造，又未免局限。他还是20世纪人物画革新与发展的一个典型样本，是中国绘画现代变革的重要艺术家。相比于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在近现代的突破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最大、担负的责任最重，取得的成就也最为显著。人物画面临的难处实在太多，我画了、教了几十年的人物画，对此深有体会。人物画的现代转型是在古今中西的时空交汇点上展开的，那种时代语境确实是“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物画家身处其中，如何处理写实与写意的关系、笔墨与造型的关系、雅与俗的关系，都是非常艰巨的挑战。当然，“变局”既是压力也是条件。20世纪风云激荡，发生了太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对人物画创作提供了充足的题材基础。方人定先生能够及早地容纳域外艺术资源来改造传统人物画，持续关注社会现实生活，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特色，这也是“时势造英雄”。在“美术革命”的滚滚浪潮当中，在中国人物画现代转型进程当中，方人定先生占有一席之地。

　　方人定先生20世纪30年代的人物画作常受学界推崇，但其实我更欣赏他40年代的作品。一方面，其绘画题材有了很大拓展，士兵、马夫、失业者、农民、艺术家、酒徒等各种社会底层角色都出现在他的画面里，彰显了浓厚的人文情怀。当然，这种呈现不是浮光掠影式的，而是有深切且独到体会的。所谓现代人物画，或者人物画的现代转型，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关注现实生活。生活才是艺术的源泉与动力，哪种艺术类型或美学形式越靠近生活，越关注生活，就越具有艺术生命力与文化影响力。另一方面，他在这一时期能更好地平衡、处理好中西画法之间的关系。折衷中西，或者说融合中西，说出来很简单，但真正落到实处却并不容易。李可染先生那句广为流传的话——用最大的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力打出来——其实所针对的不只是中国绘画传统，对西方绘画传统也是如此。中国画家要想在“折衷中西”的路上走得更远，就必须首先对中西画学都作出一番扎实的研究与磨炼。如果向中西画学“打进去”的功夫均不到位，“打出来”“融起来”自然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方人定先生能有这样的艺术自觉与艺术探索是难能可贵的。

　　之所以写出以上文字，主要是看了帮文的《方人定评传》有所得。认识帮文已经有十多年了，眼见他从报社的美术线记者转变为大学的美术史研究者，一步步确然不易。现在看到他出版了一本新书，视野开阔，研究扎实，着实为其高兴，乐见其在相关领域能有更多、更大创获。

　　（作者是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广州美院中国画系主任、广东美协中国画艺委会副主任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