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展开，作为现代化价值核心的现代性问题成为一个我们不可避免的话题。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特定发展阶段的历史性现象，其内在的本质规定性通常被表述为“现代性”。如果说现代化是一个进程的话，那么现代性就是这一进程中所必须要恪守、遵循的准则，它关乎着现代化的方向、现代化的内涵、现代化的成效。

　　世界上对于现代性的研究并没有统一定论，对于它的探讨也非常多元，但是由于一些先发现代化的国家较早关注并探讨了这个问题，所以不可避免地以先入为主的姿态界定“现代性”的内涵。相比而言，在现代性的探讨中，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话语则显得有些“不在场”。一方面，由于马克思在其理论中没有明确使用现代性这一概念，所以马克思主义中隐含的现代性主张容易被人们所忽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现代性的观点阐发更多地通过“资本批判”这一“否定性的叙事”来体现，也往往被西方学者有意或无意的遮蔽。这种现代性探讨中的“不在场”，会使得一些西方话语腔调成为解释现代性的理论来源。这既会堵塞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的出场路径，又会在实践上误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之路。因而，我们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进行当代阐发，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呈现现代性的中国意蕴，焕发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光彩。

　　■一是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进步性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缺乏现代性价值。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我们可以品味到，其认为超越传统社会的“现代性”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科技理性，二是资本逻辑。对于前者，马克思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对于后者，他则持明确批判态度。在他那里，“科技理性”意味着对传统社会蒙昧的摆脱和超越。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并且在《共产党宣言》中高度评价科学技术对社会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在“科技理性”下社会生产力大幅提高、社会秩序井然构建。不过，马克思也意识到科技理性在带来历史进步的同时会受到工具理性的支配。“技术的胜利，似乎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

　　因而，我们提出“新发展理念”，赋予发展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内涵，将发展从“生产”一个维度提升到多元、多环节相融的维度。又如，“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以往的“对象性”关系转变为“生命”，使我们的发展理念超越了以往现代化理论中那种征服自然的发展理念，实现了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后，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不能走脱实向虚的路子，必须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强调了发展的合理落位问题。9月7日至8日，省委书记黄坤明到我市进行技术改造专题调研，充分肯定我市推进新一轮技改的阶段性成效，要求切实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以更有力举措抓好技术改造。全市立志把技术改造作为坚持制造业当家的关键工程，久久为功抓实抓好，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奋力“再造一个新中山”。另外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中也指出发展的自控性与发展的开放、共享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强调，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一方面指出，一切愿意与我们合作共赢的国家，我们都愿意与他们相向而行，推动世界经济共同繁荣发展。我们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进一步说明了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二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逐步阐发中国式现代性的独特性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必要的历史进程，只不过它并不只有一种模式、一条道路。先发现代化国家的学者们将理性至上、科技万能、个体中心概括成现代性内涵，虽有裨益，但不应、也不能成为现代性的通行标准。而且对理性、主体性的过分推崇，很容易陷入到马克斯韦伯指出的“工具理性合理化”的陷阱之中，造成科技滥觞和精致利己主义泛起。

　　马克思作为最早反思现代社会问题的学者，他认为“资本”作为“现代之子”瓦解了等级制和等级观念，催生了自由平等的“等价交换”和“自由平等”观念，这些是积极的。但他更睿智的看到“资本”在成为了现代社会“新的上帝”后，使人迅速异化。所以他在这一点上激烈的抨击现代性。可以看出马克思并不是在一些西方学者的个体“小我”角度来理解现代社会的，他所倡导的现代化是作为“大我”的社会整体对传统社会的超越，他的现代性是一种类主体的现代超越。

　　当下，中国式现代化是十四亿人口的现代化，不仅规模巨大，而且还承载着民族历史任务。既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又要以一种国家理性的方式来谋划现代化道路。所以对比先发现代化之路，中国式现代化在本质上既不同于韦伯的经典现代性(理性)，也不同于后现代所理解的现代性(自我性)，甚至不是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或第二次现代性。它是一种宏观国家理性与微观主体性的有机统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要贯彻的现代性是一种在后现代反向鞭策下生发出来的新现代性。这种新现代性就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全面理论概括和具体阐释中体现出来的整体性、人民性、平衡性、协调性、共享性的中国式现代性。

　　■三是在人民至上的理念中弘扬中国式现代化的正义性

　　作为现代社会内核的现代性往往也内含有价值判断。西方现代学者（及后现代学者）们在把现代性作理性、主体性的理解下，也将自由、平等、权利、效用等阐发为现代社会核心价值。可事实上，以资本作为依据的自由、平等、权利本身就是虚伪的，也正因如此，马克思旗帜鲜明的批判以资本为标准来衡量万物的现代社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因为这必将导致现代化走向异化。

　　在马克思看来“正义”才是现代社会超越传统社会的价值所在。正义在他那里也是一个位阶更高、价值更高、涵盖性更强的概念。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来理解正义，首先应该是基于人的基本生存权、发展权，人的劳动权及人的财产权等方面的权利。因而，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获得物质上的经济解放，才是实现正义的基本要求。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4月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中特别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可以看到，这是一种“人民至上”的现代性正义理念。它所要打破的就是传统社会的等级差序，它要避免的是以往现代化进程的两极分化。不过，阐发这种“人民至上”的正义理念时，我们需注意，它不仅要从实践层面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要在理论层面指引人民生成对“美好生活”的现代性理解。现代社会的美好生活不能只是农耕社会思维理念基础上的“小家和睦”“儿孙满堂”,它还囊括公共生活的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安全、优美等。凡是能够对人民生活的完善起到推动作用的行为，应该被视为正义之举，而能够保证这种行为的制度、规范才算作正义范畴。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我们来说，诉诸正义要强调和主张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义原则，而不是西方自由主义空洞的权利原则。

　　作者系中共中山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化比较研究等

　　本文系2022年广东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现代性语境下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方式的革新”(2022GDDXXT04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