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我出生的1963年或者稍后一年，也就是中山有气象记录以来那场最猛烈飓风袭击的1964年，“古巴楼”已经建成。

　　“古巴楼”建在孙文东路月山里斜对面的一小块空地上，房子一面临街，另一面刚好靠在旧铁城一段被毁城墙根下的小土堆旁，小土堆长满了各种各样的小灌木和野花野草，俨然成为“古巴楼”的后花园。

　　捏指算来，那幢样子奇特的三层老民居已经整整60岁了。

　　老石岐都知道，上世纪60至70年代，整条孙文东路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简陋平房，间或有一两座民国建筑散落其中。自从那幢样子奇特的建筑物落成之后，街坊们总觉得它不像是本土的建筑。那时也没有私密的概念，房子的几面墙体直接设计成整一大片的落地玻璃窗，屋里屋外显得特别透亮，楼层之间用一条伸出建筑物外部的“<”形楼梯连结起来，上面加盖了雨篷，既能遮风又能挡雨，整幢房子采用黄白相间的主色调，让这幢体量不大的建筑平添了几分贵族气。

　　“古巴楼”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坊间一直流传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市民觉得这幢建筑物有点洋气，但那个年代，学美帝学苏修都是犯禁的，于是市民就从我们自己的阵营中想到了“古巴”这个国家。望楼生义，“古巴楼”就这样叫开了，但我从网上查找了不少古巴建筑并作了比对，竟然没看出这幢楼有半点的古巴味。

　　另一种说法是，那幢房子的设计师是一位古巴归侨。但是，第二种说法被上世纪60年代进入中山建筑设计系统的强叔断然否定了，他是本县组建建筑设计院最早的一批工作人员。强叔说，“古巴楼”不是政府命名的，建成不久市民就叫开了，至于什么原因，他也说不清楚。谈到设计师，强叔几乎不假思索就说出一个名字，这个人就是中山县成立第一家设计院时的负责人刘诞初。强叔年轻时读过半工半读的建筑技术学校，那时他根本不知道建筑还有设计这么回事，不过，学校会经常组织一些学生到“古巴楼”进行实地描摹绘图，他自己就是众多学生里的一员。在无数次的描摹后，他也开始慢慢体会到这幢房子与当时千楼一面建筑的不同和独特之处。

　　在一个历史群里我还看到好几张图片，迟至20世纪70年代末，仍有一些单位以“古巴楼”作为背景拍摄单位的集体照，市民对“古巴楼”的喜欢和认同，一张张有年代感的集体照相继现身就是很好的证明。

　　“古巴楼”落成没几年，“风暴”突然袭来。很快，设计师刘诞初被揪出来批斗。有传言刘诞初不堪折磨，自杀了。对这个说法，强叔也断然否认。他在电话里告诉我，刘诞初是被“革命群众”揪出来了，罪名有两个，一个是崇洋媚外，设计了这幢“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极其严重的“古巴楼”，另一个罪名就是“浪费国家资财”，因为他为当时的青溪路设计了一条可通行坦克车的桥梁。

　　青溪路是中山最早的县属国有工业集聚区。现在回头来看，冷战时代，刘诞初在全市唯一的大工业集聚区主持规划设计和建设了一条适应战备需要的桥梁，应该是一位具有全局思维的建筑设计师。

　　我很想去看看那条桥梁，也很想知道刘诞初的下落。强叔告诉我，青溪路的桥，经历数次扩路和抬高路基，桥体已经深埋地下，看不到了；刘诞初在改革开放初就出国了，所有当年的同事都没有他出国后的消息，他有没有回过家乡，也没有人知道。

　　这场“风暴”对设计师的否定和批判，完全没有改变市民和官方对“古巴楼”的喜爱和认同。这幢房子落成不久便迎来了她的第一批住户。据说这批住户还是通过某种票决程序选出来的各行各业的先进人物代表，他们和各自家庭的成员在市民艳羡的目光之下陆续搬进了新居。市民都认为，这幢楼理应让城市里最值得爱戴和尊敬的人居住。根据街坊的回忆，首批住户中就有优秀产业工人根叔，优秀教师彭老师，志愿军英模谭叔，抗日英雄“杨家将”“英雄母亲”杨伯母等等。那个年代，他们是一座县城的荣光和精神标杆。

　　我那个时候还小，对这些荣誉没有什么概念，自然对这些住户也不太了解，只是同住在一个街区，与他们的子女或者孙辈有幸做了一回“同桌”，一大班玩伴终日在古巴楼的屋前屋后恣意玩耍，度过了少年时代一段最美好快乐的时光。

　　整个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古巴楼”依然是孙文东路最漂亮的居民楼，已经长大了的一班玩伴，各自都迎来了“兵荒马乱”的青葱岁月，大家都纷纷从古巴楼后面的小花园出走，开始转战人工湖、西郊公园和新马路了。都说青春不散场，但青春总会转场，无论哪个时代都一样。

　　这段时间，“古巴楼”在我的记忆中只留下两件事。一件是“古巴楼”某家户主的儿子因打架斗殴杀了人，被判极刑，轰动一时；另一件是街坊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某一天忽然发现这幢房子居然悄悄加建了一层并搬进了两户人家，据说这两户人家是当年县城里两个部门领导。这两件看似互不关联、互不搭界的事，其实都在强烈地预示着这座小县城的社会已经开始转型。比如，阶层急剧变化，社会资源分配和获取方式也开始转变。

　　再后来，中山城建开始腾飞。转瞬间，广厦万千，崛地而起，后来我也搬离了这个老街区，“古巴楼”自然而然地从我的生活中淡出，几十年的小伙伴再也没有见过面，偶然开车路经老城区，从远处匆匆一瞥，“古巴楼”沿街一面已被几间小商店挡住了视线，看不清楼体的整体轮廓，墙体斑驳破旧，她看起来更像一个人老珠黄的妇人。

　　几年前，因为有了微信，也因为儿时的玩伴都差不多到了耳顺之年，大家都成了有闲之人。一班同在一个街区的幼儿园或小学同学重新联系上，我与住在“古巴楼”里的小敏在微信里聊了好多。同在一座城市，几十年居然没见过几面，彼此都不胜唏嘘。我们聊到在“古巴楼”楼梯间里躲猫猫，聊到在小花园里过家家，聊到小敏奶奶给我们分的白兔糖。

　　闲聊中，我偶然得知，小敏奶奶就是老中山无人不知的抗日英雄“杨家将”“英雄母亲”杨伯母。

　　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下子怔住了。小敏是我幼儿园的同学，我们去得最多的也是住在“古巴楼”二楼的小敏家。一大班玩伴玩累了，就会跑到小敏家歇歇脚。通常，这个时候小敏奶奶便会从房间里慢慢走出来，然后安静地坐在大厅的一张椅子上。有时候，老奶奶会叫我们到她跟前，轻轻抚一抚这个孩子的脸，摸一摸那个孩子的头，然后总会变戏法似的给我们每个孩子一粒白兔糖或者其他零食。奶奶话不多，每次见到一大群娃娃，她总是一脸慈祥地看着大家欢天喜地地玩耍和喧哗，她袋子里的零食，总有办法让每个孩子安静下来。小敏奶奶从房间里走出来的样子，一丝不苟的头发，还有她看我们玩耍时的眼神，我至今没有忘记。可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中山有“杨家将”，更不知道杨伯母的故事，只是参加工作之后，接触了地方党史，听别人的授课和后来自己也去授课，无数次讲述和重温过“英雄母亲”杨伯母的故事。“杨家将”早已成为这个城市红色记忆的一部分，他们是这个城市的荣光，也成为了这个城市的基因片段。

　　杨伯母原名谭兆嫦，又名谭杏。1915年，谭杏与杨殷的族兄杨东结婚后，随丈夫先后在大连、香港、南京和北京等地生活和工作，家境宽裕的杨东能讲五种外语，爱好摄影、绘画、书法和音乐，因为杨东所工作的大连俄道胜银行倒闭，杨东和谭杏带着子女，举家回到翠亨生活。受到父亲的影响，谭杏所生的六个子女都极具艺术天赋，从杨家留下的极少数遗物展览中，我看到了杨家兄弟青少年时代的几幅画作遗稿。可国破家亡扼杀了杨伯母几个子女的艺术梦。杨家所在的五桂山区恰好是中山抗日武装珠江纵队活动的根据地，深明大义的杨伯母先后把自己的六个子女送到抗日前线和革命队伍，其中两个儿子杨日韶、杨日嶂在激烈的对日作战中壮烈牺牲。在珠江纵队抗日斗争最艰难困苦的岁月，杨伯母毅然向游击队捐出了大半生积蓄。“英雄母亲”的故事，老中山人几乎无人不知，我也在别人的讲述和自己的讲述中，无数次被感动。

　　小敏说，奶奶高寿，过世时整整100岁。杨伯母的后半生几乎都在“古巴楼”里度过。大部分时间，她有时候会透过门窗静静地看着孙文东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有时候，当年的老战友、珠纵老战士、市领导会来探视一下老人家。曾当过珠纵政委、《红星照耀中国》封面里的小号手谢立全、珠纵老战士欧初都专程来过“古巴楼”与“英雄母亲”杨伯母见面。杨伯母后半生大部分时间，就是我们小时候看到的样子。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把故事中的杨伯母和我小时候在“古巴楼”里所见到的小敏奶奶叠印成一个统一的形象。我常常在想，是什么信仰和力量，可以让杨伯母一家在国家风雨飘摇之际，倾其所有，毁家纾国，名震一城，而她的后半生，却又甘于寂寞，隐身凡尘，心无挂碍，每天透过窗外看孙文路上人来人往，看满街的白兰花开花落？也许，在一个国家灾难深重之时，普通百姓的选择和支持，已经在冥冥中决定了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红星将永远照耀中国的未来！

　　如今，一个甲子的“古巴楼”早已芳华不再。往事如烟，楼里楼外，那些曾经的人和事，或被遗忘，或被忆记。一幢看似平平常常的楼房，每一扇门窗，每一户人家都有一个不一样的故事，他们都与这个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共同书写一座城市的传奇。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总有一些恒常与不变，让我们在穿云拨雾中感受流年似水的城事和岁月静好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