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民族之魂，承载着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思想智慧。文化传承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进程中，这一进程不仅涉及经济的快速发展，更包括文化的繁荣与自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改革任务，这不仅是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明确要求，更是对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有力呼唤。

　　■遵循文化发展规律

　　文化遗产保护需遵循文化传承发展的客观规律。

　　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强调要像爱惜自己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论述高瞻远瞩、内涵丰富，背后蕴含着深厚的关于文化传承发展的哲理思想。

　　文化遗产保护必须辩证看待传承与发展的关系，这是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必须首先解决的认识问题。文化传承是文化发展的前提，没有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文化发展就失去了根基和方向。同时，文化传承也需要文化发展来提供动力和活力。可以说，文化发展的实质是传承基础上的创新，所以文化创新之于文化传承发展才具有重要意义。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守正”，守的是中华文化立场，只有坚守立场，才能不迷失方向；“创新”，创的是发展思路、体制机制，只有持续创新，才能开创新局。

　　在这一科学思想指导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就。例如，故宫文物的数字化修复和敦煌莫高窟壁画的保护都成功地运用了现代科技。这些实践不仅成为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还展示了如何在保护中寻求创新，使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活力。面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时期。通过创新发展来把握时代机遇、迎接挑战、弘扬中华文化，这是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对文化遗产进行最好保护的方式。

　　■尊重传承主体创造

　　文化遗产保护离不开传承主体的价值创造。

　　文化遗产是劳动者的心血智慧，充满了劳动个体的观察和创造。虽为传统，但无论以何种形式外在呈现，文化遗产都展现出其所内蕴着的鲜明的、作为主体存在的人的创造性思维和选择性行为，人的个性化特点展露其中。如传统技艺类“非遗”，从用料选择到技巧运用皆由手工艺人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环境来决定，充分依靠的是人的主体能动性发挥。

　　马克思曾从人与物的关系来考察人的生产。他说，“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是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利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人的生产（当然包括文化生产）是人的个性能力的物化，反映了人的个性力量的增长。观察这一过程我们会发现，人的两种生产（即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往往交织在一起，伴随着物质生产的实现，文化产品的产出，人的情绪价值也会得到满足，文化生产的创造性审美亦得以实现。就此观察文化遗产的形成，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抑或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亦可得出此结论：文化遗产是人生产实践的必然结果，其形成既反映了人的生产能力，也体现着人的价值创造。

　　如果说传统的形成有赖于作为主体的人的思考和选择，那么“传统的复兴与发明”同样离不开传承主体。因为就本质而言，文化遗产保护实际上是传统的被发明和被创造。也是基于此认识，针对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和“活态传承”才具备了行动依据。

　　当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策略被提出并强调，我们自然应当对之“主体价值创造”予以最大程度的尊重、肯定和支持，因为尊重文化主体的价值创造，这是依从“文化生产是创造性劳动，核心在人”的认识的逻辑叙述。当然这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予以充分的保障实施。

　　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领域，首要的是要保证传承人的利益和权利。如加强对相关文化产品的版权保护，因为产品本身蕴含着创作人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同时，完善创作激励机制，通过产品价格差异调节生产，以此激发传承人的创作参与热情。如传统手工艺制作，应避免走“规模经济”发展之路，可更多尝试提供定制服务来实现个性生产，这样做既能充分发挥创造者的个性与创造力，产出极具特色的个性化产品，同时又能保证创作者得到可观的经济回报，保持创作热忱，这也是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的可行路径。

　　■营造创新文化环境

　　文化遗产保护离不开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保护和创新性发展，这需要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为文化人才培养提供有益环境。

　　经过近二十年的实践推进，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已经进入到“后申遗”时代，原有的为改变濒临灭绝的抢救性保护发展到今天，更多强调的是“活态传承”“生产性保护”，这表明我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追求正在实现着人与社会协同发展。如何进一步推动？关键在“积极营造健康的文化生态、活跃的文化环境”“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引导广大作家、艺术家立足生活的深厚沃土，自觉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

　　在文化遗产保护中，传承人应该明确的是，“生产性保护”的目的不是要去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效益，其更大价值在于个体与群体间的精神传递以及文化在社会的认同发展。正如现在人们对传统手工艺品的需求早已超越了实用性消费，而升格为对传统文化的审美珍视。为此，对文化生产主体（传承人）的角色定位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这需要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教育、宣传并引导生产者、传承人，自觉承担起传播传承中华文化的角色责任，用实际行动展现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

　　同时，注重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以为文化遗产保护创造有利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这其实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供了路径方向，即以政府为主导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层面为全社会共同参与文化保护传承创设有利条件。从文化遗产的共同性特征看，这一做法可行且必要。这是因为，一般性的文化遗产通常具有日常生活的公共性。以民俗类“非遗”为例，它是一种地方性的公共文化符号，是地方社会群体对传统生活事项的约定俗成，既为地方群体所共有，又以群体合作的方式实现着传承。且从传承效果看，不同于一般的私有性物品，文化遗产越被多人认同就越被赋予更大价值，也就越有利于它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在城市，社区是现代人的社会生活空间，尽管它的构成相对自由，限制相对较少，但仍具有“地方性知识”的归属，因而抓住共性文化需求，多方面开发社区文化活动，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深度嵌入到百姓生活中，是有效践行文化遗产保护“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有效方式。

　　此外，在推动文化创新和文化产业发展的进程中，要注重分阶段分环节把好“安全生产关”。如通过对生产过程的严格把关，对“山寨”类“非遗”进行有步骤地清退，净化市场、重塑主体、回归价值。这需要明确政府、行业协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各自独特职能和角色，致力于共同构建一个多元化的市场监管体系。如政府通过制定法规和政策引导，确保文化市场规范运作；行业协会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和自律机制，促进成员单位的自我提升和行业整体水平；其他社会组织如消费者协会和研究机构，则通过监督、评价和提供专业建议，增强市场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此外，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桥梁，也可通过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引导公众形成健康文化消费观念。这种多方参与、协同合作的监管模式，将为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文化创新的持续繁荣和文化产业的有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市场和公众的共同参与和努力。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创新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社会应提高对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识，形成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社会氛围；市场应发挥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创新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公众则应积极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活动，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力量。未来，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创新性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如利用数字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保护和展示，开发以文化遗产为主题的文化创意产品，以及通过教育和旅游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和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通过这些努力，我们相信，中国的文化遗产不仅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和传承，更能够在新时代中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让我们携手共进，以创新创造焕发文化遗产生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23XXY2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山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博士，“中山英才计划”宣传文化领域社科理论类别特聘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