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关键在于加快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与国家战略发展同频共振，能够承担重要的、非常规的战略任务。中央企业积极推进与西部地区协同发展，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责无旁贷，大有可为。

　　近年来，中央积极布局西部地区，加强战略规划引领，合作模式不断完善，战略合作成果逐渐显著，为推动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坚实支撑。比如，“十三五”期间，中央企业累计在西藏投资1342亿元，实施产业项目9900个，营业总收入1742.6亿元，上缴税费46.7亿元，“双向融入”“双向收益”取得显著成效；2024—2026年，中央企业拟在新疆投资项目133个，涉及金额近7000亿元，主要布局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优势特色产业，塑造新质生产力。国家能源集团启动千万千瓦级能源基地建设，中国电科与四川省围绕网络安全、数字经济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三峡集团发起设立中国长江绿色发展投资基金……一大批中央企业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布局战略产业、发展特色产业、开展医疗救助等方式，促进了经济赋能、创新协同和人才流动，彰显了“国家队”的责任担当。

　　同时，西部地区也存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拖累”、政府投资“挤出效应”、市场内生动力不足、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存在短板等突出问题，需要中央企业立足地方所需、发挥央企所长，实施合作机制创新，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在“融合发展”中形成央地合作推动西部大开发的生动局面。

　　2024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强调，“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促进中央企业与西部地区融合发展”。在新形势下，中央企业要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健全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长效保障措施。进一步推动国资央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进一步融入“大保护”“大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中央企业发挥科技、人才、资本和管理优势，协同推动西部地区将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绿色能源产业，打造特色文旅等现代服务业区域支柱产业。协同发展现代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以资源禀赋优势为依托，结合“西部之需”发挥“央企之能”，实施“引导式”产业布局、“造血型”精细化发展。助推西部地区破解阻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束缚，发挥中心省市和城市群的带动作用。在协同融合发展过程中，注重平衡产业转移与生态红线的关系，促进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结合，把握短期效益与长期发展的节奏，在“双向奔赴”与合作共赢中实现融合发展。

　　以保护谋可持续增长，在高质量绿色发展目标引领下实现融合发展。实现企业、社会和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央企业模范带头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推进西部地区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协同打好“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探索荒漠土地资源化利用。中央企业加大要素投入，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有序推进煤炭清洁高效使用和新能源利用。协同做强做大一批国家重要能源基地，提升能源资源等重点领域的安全保障能力，以高水平保障促进并支撑高质量发展。

　　以开放促资源整合，在提高西部地区内外开放水平中实现融合发展。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必须优化基础设施投资布局，补齐设施建设短板，建设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体系。应协同加大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全力参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西电东送”能力，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结合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协同布局沿边各类产业园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中央企业通过直接投资、基金投资和投资带动，有力促进西部地区扩大制度型开放，打造有利于多方共赢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通过建立央地协同机制，加强考核激励，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在“培育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和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行动目标中实现融合发展。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中央企业应强化与西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激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市场活力。通过针对性地扩大投资规模，加强产业投入，培育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和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全方位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通过股权“联姻”和基金“纽带”，让区域内国资国企形成“一盘棋”，拧成“一股绳”，为培育核心竞争力强的一流国有企业厚植基础，实现中央企业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与互利共赢。

　　作者系广东药科大学产业学院执行院长、研究员、博士

　　原载《中国企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