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香山书院“遇见先贤”系列课程走进大涌镇安堂小学，广东历史学会副会长、历史学博士胡波以《萧友梅的香山情怀》为题，带领市民读者走近这位音乐巨匠的人生，聆听他与香山、与音乐教育的深厚联结。

　　■从邻居的琴声，到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基石

　　“一段小小的记忆、一个偶然的活动，都可能改变一个人一辈子的选择。”胡波教授在讲述萧友梅的音乐起点时，如此感慨道。

　　萧友梅的父亲是清末秀才，以教塾为生。5岁时，萧友梅随父亲移居澳门，在传统的国学之外，获得了学习西方知识和语言的机会。其间，萧家有位邻居，是一位葡萄牙牧师。牧师家里经常传出美妙的风琴乐声，少年萧友梅百听不厌，不久就能唱出风琴奏出的曲调。他后来在自述中也提到这段记忆：“自幼从父读书，在澳门居住10年，时闻近邻葡萄牙人奏乐，羡慕不已，然未有机会学习也。”

　　1899年，萧友梅考入以新式教育为特色的广州时敏学堂学习。1902年，作为该校的第一届毕业生，萧友梅随其校长邓家仁一起留学日本。在日期间，他半工半读，竭尽所能钻研音乐；后来又以官费留学生身份赴德，开启了系统研究中西音乐的学术之路。

　　回国后，他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官职邀请，一门心思投身音乐教育。他创办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培养中国最早的小学交响乐队。1927年，在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下，萧友梅又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音乐学院——国立音乐院（后改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现为上海音乐学院）。有关资料记录，萧友梅每天穿着一套普通的旧西装上下班。他既没有专用汽车，也没有当时稍有地位的人都有的专用黄包车，外出办事，近处就靠两条腿，远处就乘电车。其后十多年内，学校因为付不起房租14次迁址，以至校长萧友梅在每年开学典礼上都要苦笑着说：“搬家是音专的家常便饭。”

　　但即便环境艰苦，萧友梅都没有动摇“输入世界音乐，整理我国国乐”的宏愿。在他的掌舵下，音专打破传统私塾式教学模式，构建起涵盖作曲、演奏、理论的完整课程体系，培养出冼星海、贺绿汀等一大批音乐人才，为中国近现代音乐事业播下了关键的种子。

　　■在坚守与抗争中，践行“音乐救国”

　　“萧友梅不只是个音乐家，他更是有家国担当的革命者、教育者。”胡波教授指出，萧友梅的人生选择，始终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萧友梅与孙中山是世家，在澳门时便多次见到孙中山。赴日留学后，他第一时间拜访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其住所成为同盟会活动的重要基地。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萧友梅担任其秘书，亲历了早期民主革命的关键阶段。后来，萧友梅放弃了去北京从政的机会，坚持表示“我还是想去读书”——于是，远赴德国潜心研究音乐。

　　胡波教授认为，这种“音乐救国”的理想，源自他对国家教育现状的洞察。在日本留学时，他看到日本学校通过音乐鼓舞人心，便意识到音乐对一个人的教化、精神历练、心理成熟太重要了。蔡元培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认为中国不需要宗教，但可以用音乐教育人，这与萧友梅的理念不谋而合。“过去我们讲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技救国，蔡元培说，‘音乐也可以助力救国’，萧友梅就是这句话的践行者。”胡波教授解释道。

　　即便在抗战时期，萧友梅也从未放弃这份家国担当。学校被炸毁后，萧友梅在上海苦苦支撑。他一边捐钱给前线士兵，一边想办法保护师生、延续教学。“他本来有机会在国民政府谋职，却偏偏选了最苦的音乐教育。”胡波教授进一步介绍说，萧友梅作为校长，按规定每月可领400块大洋的薪水，但他从未全额领取，总是将部分捐给学校，还救济冼星海等贫困学生。

　　在音专创办的《音乐月刊》发刊词中，萧友梅写道：“在此非常时期，必须注意利用音乐唤起民众意识与加强民众爱国心。”他接连创作了《国难歌》《从军歌》等作品，用激昂旋律唤醒民众斗志。

　　1940年最后一天，56岁的萧友梅在寒风中离世，留下一儿一女，一个负债的家庭，以及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半壁江山”。弥留之际，夫人找来牧师为他忏悔祷告。萧友梅却说：“我无愧于人间，不用祈祷，也无悔可忏！”

　　胡波教授在写作《萧友梅评传》一书时，深深感动于萧友梅的执着和情怀，他用“生不逢时，死得其所”八个字来概括萧友梅的一生。胡波教授认为，萧友梅的一生就是坚守与抗争的一生。他坚守自己对音乐的热爱和追求，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人才。同时，他也与各种困难和阻力顽强抗争，不断推动着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香山文化塑造萧友梅，萧友梅彰显香山人的精神

　　“一个人的成长，跟他所在的文化土壤是有关系的。萧友梅的成就，离不开香山文化的滋养；而萧友梅的一生，也把香山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胡波教授表示。

　　香山作为近代中西交流的前沿，开放包容、务实创新。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特质塑造了萧友梅兼容并蓄的艺术视野。他既深耕中国传统音乐，又系统吸收西方音乐理论，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音乐教育思想。这份源于故土的文化基因，成为他在音乐道路上不断前行的力量源泉。

　　香山文化的开放性，也为萧友梅打开了看世界的窗口。胡波教授提到，1872年容闳带领的清政府留美幼童队伍中，大部分是广东人，其中39位是香山人（今中山人），占了总人数的近三分之一。“这种敢闯敢试的文化基因，早就刻在萧友梅的骨子里。”胡波教授认为，如果没有香山人重视教育、勇于开拓的传统，萧友梅可能不会有机会走出香山，更不会成为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先驱。

　　此外，香山文化中重家族、念乡情的特质，也影响了萧友梅的品格。萧友梅出生于香山大户，家族人口众多，父亲和兄长都极其重视子女培养。萧友梅在德国留学时，也不忘省下饭费寄回家里补贴大家庭。回国后，他照顾继母、弟弟妹妹和侄女，热心关照家乡人。萧友梅的侄女萧淑娴、萧淑芳均受其艺术熏陶，分别在音乐、美术等领域颇有建树。

　　“我们不要只看到先贤的成就，更要看到他们走过的每一步路。”讲座最后，胡波教授呼吁大家重视对萧友梅等香山先贤的研究与传承。他建议，要继续加强对萧友梅事迹的挖掘与普及，比如与上海音乐学院、北京大学等合作，建立研学基地；通过文艺创作再现他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他的音乐人生与家国情怀；还可以借鉴东莞沙田发展文旅产业的经验，把萧友梅等先贤文化与文旅结合，让香山精神“活”起来。

　　本报记者 谭桂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