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的冬天真冷，好不容易熬到放寒假。我在镇上下了班车，步行回家，一路上碰到不少村里的人挑着年货，脸上是藏不住的喜气。

　　夜里，我与父母在灶前烤火。火烧得很旺，噼啪噼啪的火焰跳动着。我兴致勃勃地与父母分享学校的事，却发现他们兴致并不高。我转头看到了父亲脸色发灰，母亲的眉头也一直没松开。往年这时候，早飘着腊肉香了，但今年挂腊肉的木棒还空空如也。我这才意识到，秋天父亲的一场病，肥猪变成了小猪，过年的肉没了，我开春的学费，也没了。

　　我扒拉着灶灰，犹豫了一下跟父母说：“我想去卖对联。”话刚出口，就看见父亲愣了一下，母亲也停下来看着我，眼神复杂。

　　我马上起身去找村里一个要好的姐妹借钱，她没多问，从枕头下掏出几张票子塞给我。我攥着那些钱，手心发热，心里却发虚——我那毛笔字，是自学的，对联能不能卖出去，我自己也没底。

　　第二天一早，我去镇上买了纸笔回来，父亲在堂屋里帮我一张张裁开，饭桌就成了我的写字台。

　　父亲粗通笔墨，他看我写得拘谨，一连写坏了几张，就鼓励我大胆写、写大方些，我一边听一边点头，好一会儿才顺畅起来。

　　赶集那天，天很冷。我们来到镇上，父亲寻思找个能避风的地方挂对联。我趁他忙活，去打听行情。印刷的对联红彤彤的，喜庆好看；也有人现场写，笔画老道。我站在那儿，脸一下子烧起来，心里直打退堂鼓：我这字，拿出去卖，会不会让人笑话？可一想到学费，想到年货还没着落，我把那点退缩硬生生咽了回去。

　　我回到能避风的屋檐下，父亲已经把对联挂好了。来往的不少是附近几个村的人，父亲见了就大声招呼，他拉着我，指着对联笑着说：“这是我女崽写的，在县一中读书。”有村民啧啧称赞：“这女娃子，字写得好。”也有马上掏钱买的，我站在一旁，红着脸卷对联、收钱、找零。

　　散集时，对联竟卖了一大半。回家三公里的路，脸被风吹得疼，可心里像揣着一团火，突突地冒着焰。

　　回到家，我把钱放在桌上，五毛、一块、两块……最大的票额是五块，零零散散一堆。几个人头凑在一起数，数到最后，竟有二十多块。那一瞬间，屋里亮堂了许多。

　　那二十多块钱的收入，拉开了一段难忘经历的序幕。

　　那以后的寒假，我就赶集写对联去卖。一卖便是好几年。我的字从稚嫩慢慢变得大方，我把“预制联”变成了现场写，从乡村集市写到了县城，写得多了，就有老主顾打听：“那个写对联的妹子呢？”

　　卖对联的日子里，我的闺蜜一直陪着我。乡下赶集时，我们一人一辆自行车，后座绑着红纸，包里装着笔墨，天刚亮就出门；她帮我收钱、卷对联，还会在我手冻得写不动时，把热水袋塞到我手里。有她在，风再冷，路再远，也不那么难熬。

　　赶集的日子，我常常是最后一个收摊，排着队等我写对联的阿叔阿婶真不少。其他卖对联的人都回家了，我还在写，腰酸得直不起来，裸露在外的手都是裂口。一年除夕，收摊时已近下午两点，一个大叔喊住我：“这个妹妹仔，去我们礼堂写对联，就等着你写呢。”

　　我犹豫了一下。礼堂需要的对联多，字也要大，费时间，我怕天黑前赶不回家。大叔拍拍胸脯说：“不会亏你的，赶得上年夜饭。”我便骑上自行车到了他们村。

　　礼堂很大，好几个人跑过来帮忙：有人拉纸，有人端墨。我站在大桌前，笔下龙飞凤舞，待我写完最后一笔，已是下午五点有余。

　　我收拾东西时，大叔给我一个大红包和一袋慈菇，说：“新年快乐！你长大会有出息的！”我连声道谢，揣着红包往家赶。一路上风呼呼地刮着，鞭炮一声声地响着，我把自行车踩得飞快，想快点吃上热乎的年夜饭。

　　回到家，母亲忙着端上年夜饭，我迫不及待地把红包拆开，里面是六张崭新的十元钞票。那一刻，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欢喜得心脏都要跳出来。父母在旁边看着，笑着笑着，眼角就湿了。

　　那些年的寒假，我就是风里雨里地写对联，很多记忆依然鲜活。记得闺蜜递来的热水袋；记得刚写时乡邻一句句“写得好”的鼓励；记得在别人村里看到自己对联时的小傲娇；记得那六张十元钞票带来的欢喜；更记得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我用一支毛笔、一张张红纸，为家里解决了无钱过年的难题，也为自己挣得了开春的学费。

　　多年以后，我已经不再风里来雨里去卖对联，但我对写对联还有着独特的情怀，会时不时想起那些寒冬，那是我生命里最独特的记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