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货行天下”，不是当下的时髦话语，而是历史深处的双重回响。“中山货”空降大上海，也不是一时的炒作，而是人文历史与现实生活的深度闭环。

　　“广货行天下”，与广东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广东地处亚热带，山海交错，高温多雨，灾害频发，地狭人稠，生存竞争尤其激烈，但这里物产丰富，海上交通便利，居民“皆轻去其乡，但又极爱恋其故乡”，自古以来就喜舟楫鱼盐之利，“广货”因此“海味”过重，“洋气”十足。早在1906年就有人指出：“粤人者富于冒险性，所产之地，又为二千年通外之港，秦汉以来，珊瑚玳瑁之所贡，沈檀象牙之所入，皆以南海为输纳之地，及清季商港开放，商务益繁，其人逐商贾之利，散而之四方，凡地球上立国之地，粤人至焉。故上海一隅，粤人之聚族而居者，至二十万，且沿扬子江而入，因利乘便，遍江流七省之地，散处者又十许万，善夫伯乐文之。言曰：炎风热瘴之地，溯雪冱寒之区，人迹所至，粤人必到，其冒万死排百难之精气，可以长驾远驭，呼吸宇宙。”广东的客家人上山披荆斩棘，刀耕火种，在大山深处开辟了崭新的天地；依山傍海而居的潮汕人，上山下海习以为常，驾船出海，北到上海、天津，南下广东、南洋，从事土产贸易；珠江三角洲的广府人，则更早地从事海上商贸，蚕桑贸易最广，石湾之陶瓷、佛山之冶铁、白沙之藤器、碧江之草纸、桂林之刺绣、龙江之蚕纸、新会之葵扇、香山之沉香以及进口的南洋西洋货物，都成了他们内外出售的货物。明清时期，海上走私和中外贸易，一直是广东商人商业活动的特色。

　　但是，广货真正畅行天下，还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的清末民初。生活的压力和外埠的引力，催生了移民海外的华侨社会，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华侨经营的商业网络。丝绸、茶叶、药材、土布、陶瓷等土特产和日常生活用品，以及米、糖、海产品、燕窝、槟榔、胡椒等东南亚农产品和海产品，随着商船北上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天津，或南下菲律宾、越南等南洋西洋诸国。尤其是开埠后的上海，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腹地广阔的长江流域，很快成为全国的内外贸易枢纽。当时就有人指出：“自中外通商以来，上海一隅当南北之要冲，泰西数十国人物之所荟萃，二十一行省士商之所聚处，冠盖往来，车马辐辏。诚寰宇之通衢，天下之巨埠也。”19世纪50年代，上海已有多条航线通往亚洲和世界主要港口，各国来华贸易的大号帆船和定期轮船，大多仅以香港或上海为目的地，其余别埠输出之土货，大抵先用轻便之西式纵帆船、横帆船、鸭尾船等，运到港沪二处，再行转船出口。当时人们把这些远走他乡从事海上和港口贸易的人，统称为“南洋客”和“上海客”。

　　鸦片战争后移居上海的广东人，又以中山人和潮汕人为最多。最初来上海的是一些船员、糖商、买办和一些无业游民。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初，上海最有势力的买办大都是香山人，如唐廷枢、唐廷植、唐纪常、唐杰臣、徐钰亭、徐荣村、徐润、郑济东、郑观应、郑翼之、林钦、曾寄圃、盛世丰、莫仕扬等，在上海洋行买办中拥有绝对的人数和财富上的优势。据统计，1910年至1930年，上海的10余名粤籍买办中，中山人至少有12名，他们是陈可良、陈炳谦、陈雪佳、杨梅南、杨渭滨、唐宝泰、甘炽光、黄锦堂、黄福生、曾作霖、卓君谱、郑伯昭等。他们不仅充当洋行代理，为洋行采购中国物产和推销洋货，同时还自己开设丝栈茶栈洋药局，经营茶丝和洋药，在茶叶进出口业上占有一席之地。中山人唐翘卿创办的华茶公司，股东几乎全是中山唐氏家族成员，是开设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华商茶叶出口行，1936年的茶叶出口量就占上海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九。华茶公司与美国专营茶叶的进口商“卡特”是长期的贸易伙伴，华茶公司的对美出口都是与卡特交易的。

　　早期上海输往海外的商品以茶叶、生丝、畜产品、中药材等为主。进入20世纪后，出口的商品种类逐步扩大，商品结构也随着上海近代工业的发展而改变。《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志》就这样记载：“上海对香港出口的主要商品，除茶叶、生丝、畜产品和中成药外，扩大的商品有南北货、各类食品、杂粮、豆类、籽仁、食油、烟草、竹木藤及其制品、针棉织品、丝绸匹头、金属及矿砂、玻璃器皿、搪瓷器皿、瓷器、纸张、书籍、油漆”。而这些转口贸易，主要是粤商、尤其是中山商人推动和经营的。他们经营的虽然不全是“广货”，但“广货”在他们经营业务中的比重，也是显而易见的。

　　自1917年至1936年，从澳大利亚“淘金”获利的中山侨商，在上海先后开设的四大环球百货公司，不仅把全新的商业业态引进上海，而且还把全球商品搬上百货公司的柜台。先施公司的外国商品，主要向英、美、德、法等国直接订货，也与上海安利、公平、孔士等洋行订购。绸缎及国产商品则向国内厂商批购，或派人前往产地采办，或由各工厂委托公司代售。永安公司是以销售高档外国商品为主的环球百货公司，欧美各国的各大生产商也乐意将产品首先供永安试销。新新公司采取薄利多销的方法，不再拘泥于环球百货的名号，主动地推销了大量中低档商品。用最好的商品提供给顾客，体现了粤商尤其是中山商人对自己与顾客关系的一种利他等于利己的认识，而推销中低档商品给顾客，也是中山商人对消费者的一种善意的“理解之同情”。

　　如果说早期粤商经营的不一定全是原汁原味的“广货”和“中山货”，那么，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和科学技术的引进，广东制造的“广货”和中山制造的“中山货”逐渐受到上海乃至海内外消费者的喜爱。尤其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煤油灯、火柴、牙刷、布匹、糖果、药品、饼干、热水瓶、化妆品、卫生衫和汗衫等，既贴近民生，又是“广货”的代表。广东企业家梁伯枝等人为打破洋货的垄断，于1925年创立光明制造水瓶电器有限公司，产品“价廉物美，故销路之广，远届南洋”，外埠以“县、港及华北各埠为主，长江及江浙两省次之，本埠……永安、先施、新新、丽华、福安等公司及其他京广杂货店等，均有交易。”到了20世纪40年代，热水瓶制造已是上海一个有近百家企业的国货行业。广东南海人余稚敬，早期在上海经营洋广杂货，设立广升祥杂货店。1910年广升祥发明针织丝袜，推向市场后立即风靡上海，其薄如蝉翼的蝉翼牌丝袜，在永安公司柜台上备受女士青睐。还有白凤丸、万应如意膏、午时茶、玉树神油、虎骨酒、行军散、人参酒、狗肾精片等广药，在上海均有不少的销路。中山本土生产的杏仁饼、虾膏、沙溪凉茶等，在上海的杂货店和百货公司，也常有人购买。

　　真正称得上“广货”和“中山货”的，应该是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受到上海市场认可的，传统手工艺品、广东制造的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牛仔服、休闲装、T恤衫、化妆品等“海味”浓郁和“洋气”十足的“广货”和“中山货”，在上海也几乎家喻户晓。格力空调、容声冰箱、美的微波炉、万和热水器、华帝燃气灶具、威力洗衣机、三角牌电饭煲、格兰仕、小霸王学习机、爱多VCD和DVD、玻璃马赛克、永大粘胶、非常小器、山水音响、健力宝、乐百氏、王老吉、创维、TCL、康佳、华为、小熊电器、大疆无人机、红木家具等名牌产品，都是典型的广东制造或中山制造，也是上海人熟悉的日常生活用品。

　　当代“广货”和“中山货”进入大上海，既是上海与广东长期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结果，也是上海人对富有创新精神和品牌意识的广东人的肯定和认同。沪粤两地的深度合作和文化交流，一定会在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再演双城戏，共表两地情。

　　（作者胡波系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广东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教授，中山市社科联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