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研究领域，重返历史现场既是研究者学术追求的理想境地，也是破解历史认知迷雾的关键路径。吕伟雄所著《重返历史现场》以广东侨务工作为叙事主轴，通过22个篇章的实践记录与经验复盘，不仅呈现了改革开放后广东侨务工作的发展脉络，更蕴含着一套兼具实践性与思想性的历史研究方法论。

　　这部作品跳出“宏大叙事＋文献考证”的单一范式，从“实践者视角”重构历史场景，用“问题导向”串联研究脉络，为当代历史研究，尤其是当代史、专门史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论框架。本文将从方法论维度，系统剖析《重返历史现场》在历史资料采集、历史场景还原、历史规律提炼、历史价值转化四个层面的创新，揭示其作为“方法论教科书”的独特价值。

　　突破文献中心主义，构建多元证据链

　　传统历史研究多以官方档案、正史文献为核心资料来源，这种“文献中心主义”虽能保证资料的权威性，却也容易忽略历史事件中的“微观叙事”与“实践细节”。吕伟雄在《重返历史现场》中，以侨务工作实践者的身份，打破了单一的资料采集模式，构建起“官方档案＋个人亲历＋侨胞访谈＋实物佐证”的多元证据链，为历史资料采集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范式。

　　以“亲历者叙事”填补官方档案细节空白。吕伟雄作为长期深耕于广东侨务领域的领导者，将个人参与的侨务实践转化为鲜活的历史资料，这是难得的重要佐证。例如在“所罗门撤侨的六天六夜”一章中，作者详细记录了撤侨过程中“侨胞报告所罗门岛国发生骚乱”“侨胞处于危急境地”“与驻外使领馆沟通”“国家决定撤侨”等内容。这些细节在官方档案中往往以“完成撤侨任务”“妥善安置侨胞”等概括性语言呈现，而作者通过亲历记忆的还原，让历史事件从“结果呈现”转化为“过程再现”。这种“亲历者叙事”的价值，往往能够填补官方档案的“细节空白”。官方档案因服务于行政记录，主要聚焦于“决策结果”与“工作成效”，而历史事件中“人的行为”“互动过程”“偶然因素”等微观细节易被忽略。《重返历史现场》通过“第一人称叙事”，将侨务工作中的“政策执行情况”“侨胞诉求反馈”“跨部门协作”等真实场景记录下来，使历史资料从“冰冷的文字”变为“有温度的过程”，为研究者理解政策落地的“中间环节”提供了关键证据。

　　以“侨胞访谈录”激活边缘群体历史话语权。在侨务历史研究中，侨胞作为核心利益相关方，其声音却常因“分散性”“非官方性”而被边缘化。吕伟雄在书中注重“侨胞访谈录”的资料价值，通过对委内瑞拉侨胞、印尼华文教育工作者、广东籍海外侨团领袖等群体的访谈，将侨胞的“个体经历”纳入历史叙事。例如在“‘打蛇捉马’，破解委内瑞拉侨胞困局”一章中，作者记录了侨胞对“在地国治安恶化”“经商权益受损”“回国安置诉求”的真实表述；在“从印尼起步的海外华文教育”一章中，通过华文教师的访谈，呈现了印尼华文教育“从地下办学到合法发展”的艰难历程。“侨胞访谈录”的方法论，不仅激活了“边缘群体”的历史话语权，更激发了侨胞在跨文化环境中的“生存策略”“身份认同”“情感诉求”等深层情感，为侨务历史研究提供了“多向视角”。

　　以“实物佐证”强化历史资料实证性。除了文字资料，《重返历史现场》还注重“实物佐证”的运用，通过侨房产权证、侨捐项目监管档案、《海外中山人》电视片等实物，构建起“文字+实物”的证据链。例如在“关于侨房和侨房政策的落实”一章中，作者提及“不法之徒骗取5栋侨房，最终受到法律制裁”“开平碉楼与村落，中国诞生首个华侨文化世界遗产项目”等实物，为侨房政策的执行过程提供了实证支撑；在“建立健全华侨港澳同胞捐赠项目的监管制度”一章中，通过制定《广东省华侨捐赠公益事业项目监督管理办法》，来规范捐资登记、建立档案、管理监督、设立标牌等程序，从而提升了监管制度的实际成效。“实物佐证链”将实物资料与文字叙事相结合，既避免了“纯文献考证”的抽象性，也防止了“纯叙事记录”的主观性，使历史研究的资料基础更为扎实。这种“多元证据链”的构建方法，为当代专门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打破线性叙事局限，以问题为导向重构多维场景

　　传统历史研究常以“时间顺序”串联历史事件，这种“线性叙事”模式，虽能清晰呈现历史发展脉络，却容易简化历史场景的“复杂性”与“互动性”。吕伟雄在《重返历史现场》中，以“问题导向”为核心，通过“政策场景”“危机场景”“协作场景”的多维重构，打破了线性叙事的局限，为历史场景还原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路径。

　　还原“政策动态过程”，解析政策落地逻辑。侨务工作的核心是政策执行，而政策从“制定”到“落地”的过程，往往涉及“事先调研”“决策过程”“政策解读”“部门协作”“侨胞反馈”“优化调整”等多个环节。《重返历史现场》通过“政策场景”的还原，将这一动态过程清晰呈现。例如在“广东侨务的‘三新战略’和‘三个跨越’”一章中，作者不仅阐述了“三新战略”（新生代、新华侨华人、新社团）的政策内涵，更记录了政策制定前的“侨情调研”、政策执行中的“部门分工”、政策落地后的“效果评估”等场景。这种“政策场景”还原的方法论，使关注者能够清晰理解政策落地，并非简单的“单向传递”，而是“政府与侨胞互动”“部门间协同”的动态过程。

　　还原“危机应对场景”，揭示突发事件决策逻辑。侨务工作经常面临突发事件，如撤侨、侨胞权益受损、侨团矛盾等，这些“危机场景”是侨务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它因“紧迫性”“复杂性”而难以被完整记录。《重返历史现场》通过“危机场景”的还原，揭示了突发事件应对的决策逻辑。例如在“所罗门撤侨的六天六夜”一章中，作者以时间为线索，还原了“危机预警”（接到侨胞求助信息）、“决策制定”（向国侨办、省政府报告所罗门岛国危机信息）、“执行落地”（安置侨胞、物资调配）、“后续跟进”（侨胞回国后的安置帮扶）等场景，其中还包括“部分侨胞不愿撤离”“航班延误”等突发状况的应对细节。通过“细节记录”，展现了决策者在“信息不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快速沟通”“灵活调整”“以人为本”等原则制定方案，使历史场景从“静态事件记录”变为“动态决策过程再现”，为当代应急管理史、侨务危机应对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案例样本。

　　还原“跨主体协作场景”，呈现侨务工作网络关系。侨务工作涉及政府部门、海外侨团、侨胞个体、驻外使领馆、传媒机构等多个主体，这些主体的“协作互动”是侨务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返历史现场》通过“协作场景”的还原，呈现了跨主体互动的网络关系。例如在“与驻外使领馆构筑内外互动的新机制”一章中，作者记录了“邀请中国驻印尼大使陈士球访问广东”“组织召开驻外使领馆与广东有关部门座谈会”“高看一眼，厚爱三分”等场景；在“与传媒合作，用社会化思路应对社会化的侨务”一章中，还原了“评选广东侨务好新闻”“召开媒体座谈会”“与海外华文媒体结盟”等过程。通过“多主体互动记录”，揭示了侨务工作的“协作逻辑”。即从政府的“单打独斗”，向“资源整合”“多主体共力”“信息共享”的“侨务工作网络”转变。

　　从实践复原到逻辑提升，构建规律生成框架

　　历史研究的核心目标之一，是从历史事件中提炼规律，为将来的实践提供借鉴。《重返历史现场》并非简单的“工作回忆录”，而是通过对侨务实践的深度复盘，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历史规律，实现了从“经验总结”到“实践逻辑升华”的跨越，为历史规律的提炼提供了方法论。

　　以“问题-对策-成效”框架，提炼政策创新逻辑。侨务工作的发展历程，本质上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提供借鉴”的循环过程。《重返历史现场》以“问题-对策-成效”为分析框架，系统提炼了侨务政策创新逻辑链条。例如在“纠正殡葬管理中侵害华侨权益的行为”一章中，作者首先指出“殡葬管理中存在侨胞祖坟被迁、祭祀权益受损”等问题；接着对有关政策中的缺陷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典型案例进行巧妙纠正，这无疑呈现了“政策创新的因果逻辑”。

　　以“变与不变”的辩证分析，把握历史发展本质趋势。侨务工作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外部环境虽然不同，但其核心目标却始终不变。《重返历史现场》通过“变与不变”的辩证分析，把握了侨务历史发展的本质趋势。例如在“培养和锻炼侨务干部队伍”一章中，作者指出干部培养方式在变，干部的能力要求在变，但干部队伍的专业性要求不变；在“从印尼起步的海外华文教育”一章中，教育内容在变、教育手段在变，但传承中华文化、增强侨胞身份认同的核心目标不变。“变与不变”的辩证方法论关键是穿透历史的“表象变化”，精准把握“本质趋势”。

　　以“个体-群体-国家”关联分析，揭示侨务工作价值逻辑。侨务工作连接着“侨胞个体”“海外侨团”与“国家发展”，三者的关联是侨务历史的核心脉络。《重返历史现场》通过“个体-群体-国家”的关联分析，揭示了侨务工作的价值逻辑。例如在“‘侨心居’成了侨捐慈善项目的好形式”一章中，作者从“侨胞个体捐赠”切入，延伸到“海外侨团组织捐赠”，最终上升到“国家与地方发展”。这种“个体-群体-国家”关联分析的方法论清晰地呈现了侨务工作的“多层次价值”。

　　拓展历史研究功能边界，实现经世致用

　　历史研究的最终价值，在于为工作实践提供指导。《重返历史现场》通过对侨务经验的总结与规律的提炼，实现了历史价值向工作实践转化，为历史研究的“经世致用”提供了方法论范例。

　　经验迁移，为当代侨务工作提供方法论指导。《重返历史现场》中记录的侨务工作经验，具有很强的“可迁移性”，能够直接指导当代侨务实践。例如在“建立健全华侨港澳同胞捐赠项目的监管制度”一章中，作者总结的一整套监管流程以及“捐赠资金‘专款专用、公开透明’原则”“侨胞参与项目验收机制”等经验，可直接应用于当今侨捐项目监管实践；在“与传媒合作，用社会化思路应对社会化的侨务”一章中，通过评选侨务新闻奖、与中外华文媒体联谊等形式，调动媒体积极性，让媒体自觉成为“第二侨办”，这些经验均为当代侨务宣传工作提供了借鉴。“经验迁移”的方法论，关键在于“问题的相似性”与“方法的通用性”。当代侨务工作面临的“侨胞权益保护”“侨捐项目监管”“华侨文化传播”等问题，与书中记录的历史问题具有相似性；而书中总结的“监管流程”“宣传方法”“协作机制”等，均具有跨越时空的通用性。

　　规律应用，为侨务工作创新提供历史依据。《重返历史现场》提炼的历史规律，能够为当今侨务工作创新提供方法论，避免创新陷入“盲目性”。例如书中提炼的“侨务工作须与时俱进与坚守初心相统一”的规律，指导当今侨务工作在“数字化转型”中，始终坚守“为侨服务”的初心，避免“技术异化”导致的“服务冷漠化”；“侨务政策创新需‘问题倒逼’”的规律，指导当今侨务工作者从“新侨胞诉求”出发，制定针对性政策，避免“政策空转”。“规律应用”的方法论价值，旨在能够为创新提供“历史合理性”。任何实践创新都需基于历史规律，脱离历史的创新易陷入“形式主义”或“逻辑混乱”。《重返历史现场》通过规律提炼，为当今侨务工作创新划定了“边界”与“方向”，使创新既有“历史厚度”，又有“现实针对性”。

　　精神培育，为侨务工作者提供价值引领与精神支撑。《重返历史现场》不仅是“方法论手册”，也是“精神教科书”。书中记录的侨务工作者“攻坚克难，为侨服务”的精神，能够为当代侨务工作者提供价值引领。例如在“所罗门撤侨的六天六夜”中，侨务工作者连续工作、不顾疲劳的敬业精神；在“纠正殡葬管理中侵害华侨权益的行为”中，敢于较真、维护侨胞权益的责任担当；在“从印尼起步的海外华文教育”中，坚守文化传承、克服重重困难的执着信念等，必将转化为当今侨务工作者的“精神动力”。《重返历史现场》通过“精神叙事”，将历史事件中的“人的精神”提炼出来，使历史研究不仅为实践提供方法论，也为从业者提供“精神支撑”。这种价值转化，拓展了历史研究的“功能边界”，使历史研究成为“知识传承”与“精神培育”的双重载体。

　　可以说，《重返历史现场》既是侨务史著作，也是兼具实践性与思想性的“历史研究方法论教科书”。它的出版，为历史研究的“经世致用”提供了新的可能，也为专门史研究的方法论创新注入了新活力。

　　（本文作者郑万里系中山日报社原总编辑、中山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重返历史现场》作者简介

　　吕伟雄，广东省广州市人，1964年10月从广州到中山农村插队务农，先后担任生产队长、大队团支部书记、公社团委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佛山地区团委副书记、中山市副市长，广东省旅游局局长、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广东省政协外事侨务委员会主任。退休后任孙中山基金会副理事长、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荣誉主席。著有《我生命中的夏天》，主编《海外华人社会新观察》《海外华人社会新透视》《海外华人社会新视野》《侨务与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