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七八年没有回故乡了，眼前的故乡全然成了标准版的新农村。一条宽6米的草沙公路直接通到村前大坪，然后分成若干小道伸进村内，和每家每户相连。旧的房子都看不见了，一色的两层三层甚至四层的楼房。从外表看，楼房各式各样，琉璃的瓦，仿木的梁，水泥罗马柱，钢化玻璃窗。内装修几乎一致，统一的贴瓷砖地面，新式沙发和餐桌摆在堂屋里。厢房或者耳房大多关着门，不紧贴窗户看不到里面的情形。

　　村内少人行走，只有偶尔的小轿车出入。走村串户的小商贩开着三轮车进村，才会用电喇叭吆喝，这时候就会有老人出来交谈，买点各自需要的货物。村子东头有一家牌场（打字牌麻将的地方），比较热闹，这里是“新闻联播”，是充满生命力的地方。打牌的多数是帮儿女们带娃的妇女和老人，输赢不大，消磨时间而已。他们的男人或子女，会给他们足够花的钱，让他们守着故乡的房子，守着故乡的草木，守着故乡的情味。

　　故乡有一口远近闻名的水井，夏日冰凉，冬日温暖，从前是村民聚集闲聊传播消息的中心，现在除了怀旧回乡的人偶尔来凭吊一下，很少有人来担水洗菜了。村里几年前就已经做到水管到家车路到家，大家都饮用镇里统一安装的自来水，天晴下雨都不用到井里来打水了。

　　村子处在山沟里，多是梯田，多是小块，大型机械不方便进来，不方便操作，所以种田还是纯粹的人工。现在还依然栽种水稻的，只有鹤满爷和章哑巴等几个六七十岁的人。他们年轻时在集体都是一等一的劳动力，又没有别的手艺，只有种田。比他们年龄再大一点的六奶奶和七叔，只是在离家近的山坡上栽些百合、尾参、黄精之类的中草药。

　　我回村里住了好几天，才发现村里剩下的唯一一座破旧老屋。井字形的松木骨架已经歪斜，青色的砖早已变成灰白，檐上的瓦也开始脱落。楼门上的土砖已然不在，空空地张开大嘴像在喝风。它就这样在一众新建楼房的包围中，在丛生杂草的簇拥下，卑微地顽强地立在那里。

　　老屋是我家远房三爷的。三爷和三娘已过世快三十年了，堂妹远嫁苏北，堂弟外出打工，漂泊无定，前些年买了商品房，将家安在广东湛江。一把铁锁将门锁了，三五年才回家一次，或是春节，或是清明，拜拜祖宗，见见乡亲。

　　我拆祖屋改建的时候，恰好堂弟回乡。问及他家老屋是不是打算卖掉，他神情突然严肃，说：“我爷爷买的，怎么可以卖？”

　　后来一次，他可能喝多了一点，拉着我说：“爷爷奶奶要饭为生，后来寄住在庵堂里做豆腐卖。挑水砍柴，择豆子磨豆腐，三更半夜不得休息，公鸡打鸣就要挑豆腐出门，好不容易才赚得几个铜钱。我爸爸说，要不是莫老太爷家里出事，儿子被土匪敲诈撕票，自己又重病缠身，怎么可能三箩稻子把屋卖给我家？现在，爷爷奶奶过世了，爸爸妈妈也过世了，老屋传到我手里，怎么能卖？啊？”然后，就哭了。

　　他说的这些，我听父亲也说过。三爷爷小时候家里很穷，跟着老爷爷讨过饭。新中国成立前夕，用三箩稻谷买下了莫老太爷家的房子。当时房子已经破败不堪，看着就要坍塌。是三爷和老爷爷一道求乡亲们帮衬出瓦出砖修缮后，才住进去的。父亲讲述时的语气，完全是在讲励志故事。

　　我们村原来很大，记得那时候分六个生产队，至少五百人口。住的房子只分大小高矮，都是砖木结构。下层居住，上层一般堆放一些旧物或柴火。家里人口实在多住不开的，才在上面摊块草席，供人睡。三爷爷家老屋的楼上是住过人的，我就和堂弟搭铺睡过。现在空空地立在风中，想起来我就要垂泪。

　　花了两天时间，我将老屋前后疯长的杂草割干净，再撒上除草剂，我要走我的路了。车子驶出村口，从后视镜里我仿佛又看到了那座老屋。老屋在众多新楼房之间，清晰地凸显出来，歪斜着，像一座古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