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手表是极珍贵的物件。一块上海牌手表售价一百二十元，抵得上普通人数月工资，还得托人弄到购货票。

　　我八岁那年春节，姑父腕上就戴着这样一块崭新的上海牌手表。姑父在县供销社上班，大年初二，他和姑姑背着年礼，徒步六十多里山路来我家。那天他腕间的新表格外惹眼，白底表盘泛着柔光，三根指针静静游走，秒针尖头缀着小红点，一刻不停。

　　我的目光再也挪不开，整个下午像小尾巴似的跟着姑父。他进灶屋我跟着，他坐下我就守在一旁。姑父疼我，蹲下身摘下表，套在我纤细的胳膊上。表带太宽，手表晃来晃去。他扶着我的手，细细教我认时间：最短的是时针，走一格一小时；中等的是分针；最快的是带红点的秒针。我那时刚上一年级，可一字一句牢牢记在心里。

　　入夜，我吵着要和姑父同睡，又软磨硬泡借来手表戴五分钟。我把表盘贴在耳边，均匀清脆的“嚓嚓嚓”声传来，比什么都好听。当晚我做梦，梦见自己戴着同样的表奔跑在田坎上。

　　第二天清晨，姑父摸着我的头郑重许诺：好好读书，考上大学，这块手表就送给你。我知道这块表来之不易——姑父为了买它，戒烟戒酒省吃俭用四五年，又托人奔走才拿到购货票。我仰头追问承诺是否算数，姑父伸出布满老茧的小指，和我紧紧相勾：拉钩，上吊，一百年不准变。

　　此后数年，煤油灯下苦读的夜晚，我总会想起被窝里的走表声，想起和姑父的约定。那细碎声响像一根长线，牵引我从小学读到高中。

　　高考前夕，姑父到区里开会，顺路来学校看我，带了两包红糖。他抬手擦汗时袖口滑落，熟悉的手表映入眼帘，十年前拉钩的画面涌上心头。

　　1979年夏天，我考上重点大学。姑父绕五十里山路登门祝贺。落座闲谈后，他缓缓褪下手表，手腕上一圈深浅分明的白印。他用袖口擦净表蒙递给我：“大娃子，十年前拉过钩，今天兑现承诺。”

　　我捧着手表，表蒙布满细密划痕，指针却依旧稳健。八岁春节、深夜听表、田间美梦一一浮现，一晃整整十年。姑父月薪三十多元，上有老下有小，这块表已陪他十载，表带光泽早已磨得黯淡。

　　我轻轻推回手表：“姑父，您自己留着戴吧。这十年，这块表早已时时激励我，上大学靠自觉，有没有手表我都不会懈怠。”

　　姑父沉默许久，从中山装内袋掏出二十元钱塞到我手里：“表不收，钱你拿着，进城添置纸笔。”

　　温热的钞票攥在掌心，眼泪落了下来。望着姑父离去的背影，我暗下决心：等工作了，一定买一块崭新的上海牌手表送给他。

　　1984年我参加工作，月薪四十多元，每月寄钱补贴弟妹读书，所剩无几。路过钟表店，橱窗里的上海表总让我驻足，想着等宽裕了就买下。

　　遗憾的是，姑父没能等到这天。1988年，退休仅三年的他突发脑溢血离世。我匆忙返乡奔丧，跪在灵前，深夜听表的声响、拉钩的约定、未曾兑现的心愿一齐涌来，泪水止不住流淌。

　　今年清明，我上山祭扫。山风穿过松林簌簌作响，恍惚间，熟悉的表声随风传来。低头看着空空的手腕，仿佛有一块无形的手表，在腕间日夜轮转，从未停歇。

　　流转的时光里，藏着再也回不去的年少岁月，藏着一桩终生无法弥补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