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第十一章使用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标题，包括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及完善社会治理体系4部分。社会治理已经作为子项目，被纳入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大框架内。

　　到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只用了党的二十大报告该章的前半句“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作标题，意味着社会治理和社会稳定都属于国家安全的大范畴。认为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并把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实现“良性互动”作为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

　　仔细比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第52项社会治理部分和党的二十大相关表述有着众多创新，对我们改进城市治理方式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第一，从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到信访工作法治化。

　　曾经有领导举过一个信访的例子，一宗官司一审判决原告赢了，被告去上诉的同时也去信访，二审碍于上级信访督办的压力，改判被告赢了，于是轮到原告申请再审并信访，再审又改判原告胜诉。

　　“如此往复循环，群众诉求表达是很畅通了，但是司法的权威性荡然无存。”

　　中央《信访工作条例》于2022年修改发布，今年开始全国推广信访工作法治化，简而言之有五方面：预防法治化、受理法治化、处理法治化、监督追责法治化、信访秩序法治化。以受理法治化为例，“越级、处理中和涉法涉诉三类信访将不予受理，以及已信访复核办结和已审判生效两类信访不再受理”，上述案例就属于不予受理的情形。

　　自从信访工作法治化实施以来，中山市的信访工作取得了显著变化，信访一次性成功化解率位居全省第一，信访数量大幅压降，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将矛盾就地化解的良好局面。

　　但是，随着深中通道的开通，深中融合的进程必然伴随着法治意识、生活环境、地缘文化的差异而产生摩擦，最典型的是深圳社区为主的陌生人社会和中山村居为主的熟人社会差距，产生了不同的权利主张方式和纠纷处理方式，在熟人社会，标准可以因人而异，在陌生人社会，因人而异的标准很难摆平，陌生人社会不依靠宗族，不崇拜长老，只相信规则。

　　因此，有必要强化政府的信访法治化意识，一是对属于“三类不予受理和两类不再受理”信访行为要进行专业定性，同省和国家信访部门形成一致判断，切不可自定了之。二是对做好“合理诉求解决到位，不合理诉求解释到位，困难信访人帮扶到位”三个到位要求做好分类，切不可一推了之。三是对于既合法又合理的诉求，必须处理，监督，反馈到位，形成闭环，切不可一转了之。四是对于以极端方式闹访，已终局性裁决继续缠访等行为，依法严厉打击，切不可一笑置之。

　　■第二，从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到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

　　和以往公共服务均等化、精细化、网格化提法不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表述更具象，提出要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清单管理机制和常态化推进机制。高效办成一件事，无论是浙江提出的“最多跑一次”，还是江苏提出的“不见面审批”，本质上都是营商环境，要求我们大力破解隐形门、玻璃门、旋转门这些刁难群众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有个企业家朋友曾和笔者说：“来我们企业检查的部门，每个人的说法都不太一样，有的说我这个存放易燃易爆气体的库房不能开窗户，怕火灾烧到外面停车棚；有的说要开窗户，否则爆炸起来更猛烈；有的说靠自然流通的窗户效果不好，得装排气扇……最后，为了满足不同检查人员的要求，我装排气扇、封窗户，车棚还不让员工停车，解决了。”

　　均等化，精细化，落到老百姓具体事上就一句话——“能不能办？别废话”。

　　笔者建议，要真心帮老百姓高效办成一件事。一是归哪个部门管得明确，老百姓摸不准部门的，各级公共服务中心帮忙找准部门，实行首问责任制。二是所需材料和程序得明确、清单化，关键是不允许有清单外要求，不允许不同工作人员提不同标准。三是要有导办帮办专员机制。四是要有跟踪督办部门，对一件事久拖不决的，督办部门要问群众是否卡壳，回头去督办责任部门，在办事人、责任部门和督办部门之间形成三角形的平衡。

　　■第三，全新提出健全乡镇（街道）职责和权力、资源相匹配制度，加强乡镇（街道）服务管理力量。

　　镇街和村居一级的社会治理工作，困难在于权责不匹配，动员能力弱。比如村居一级不再有部门设置，只有“块块”没有“条条”，日常要巡查消防、违建、安全生产、“三合一”场所、流动人口出租屋管理等繁重工作。镇街治理之困在于以放权之名放责，导致事权多、考核多、干不好都是镇街的错，比如“属地责任”经常被强调，而“主管责任”被弱化。

　　人随事走是基本原则，行政许可、检查、执法等事权都大量下放了，人应该跟着到基层，如果事放了人没放，那就会产生“大家一起督而不是大家一起干”的问题，督办考核的人多了，基层的错误就自然多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指出要“严格控制面向基层的督查，检查，考核总量，提高调研质量，下大力气解决过频过繁问题。制定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健全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

　　此前，笔者曾专门前往获得全国基层治理先进单位，被全省推广经验的深圳光明区调研社会治理经验。体会有三点：力量下沉、向上行权、多元参与。

　　首先是力量下沉。光明区马田街道把1000名编外干部，占部门总人数的60%都下沉社区，由社区“逆向”对上级部门进行打分考核。我市改革文件也指出推动市直部门干部带编下沉镇街，由镇街统一调配和考核。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的那样：“什么是工作？下来解决问题就是工作，往矛盾堆里走，到问题堆里去。”

　　其次是向上行权。深圳的社区可以向市、区和街道三级行权，比如村与村之间的历史边界争议问题，吵起来了，网格员解决不了，街道没有权限，打报告等研判耗时太长，深圳市政府授予每个街道社区每年十次向市直部门“发令”的权力，比如2023年，某社区收到家长反映学费上涨问题，采用网格发令，部门报到机制，深圳市发改委、区教育局负责人到现场参与协调，最终形成大家都接受的解决方案。

　　最后是多元参与。市委主要领导在全市传达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干部大会指出“要发挥基层网格作用。推动外来建设者自治，着力破解城中村、出租屋管理难题，着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山”。深圳光明街道设计了健全的激励机制，广泛发动企业志愿者，银龄志愿者，小区热心居民参与网格化巡查，调解，组建社团等公共服务工作，通过居民企业和政府下沉干部一起共建共治，实现社区共享。

　　作者供职于南朗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