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当前，中国民营经济正面临一场深刻的转型阵痛。表面繁荣的市场主体数量背后，是同质化价格战蔓延、创新动能衰减与资源错配加剧的隐忧。当企业陷入“扩张越多、亏损越大”的怪圈，这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困局，已远非周期性波动所能解释。其本质是民营经济在制度扭曲、市场失灵与文化异化的三重枷锁下，被迫滑向“内卷式”竞争的生存策略。历史经验表明，单纯的政策松绑或补贴输血，反而可能强化企业对非生产性套利的依赖。2025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要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破除“内卷式”经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一场触及制度根基、市场逻辑与价值导向的深度重构。

　　■一、打破政策依赖与法治缺位的双重枷锁

　　民营经济陷入“内卷式”竞争困境的深层根源，在于制度层面的结构性缺陷。这种缺陷集中表现为政策干预与法治保障的双重失衡，二者相互交织形成系统性枷锁，持续扭曲市场运行逻辑。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压力驱动下，往往通过税收减免、用地优惠等行政手段干预要素价格，人为制造政策洼地。这种干预在短期内可能刺激特定产业规模扩张，却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的成本收益结构。当企业发现获取政策红利比技术创新更易获利时，其资源分配必然转向政策套利而非创新投入。法治缺位进一步加剧制度性扭曲。知识产权保护虽在立法层面不断完善，但执法环节依然薄弱。维权成本高、周期长、赔偿低的三重困境，导致创新收益难以有效内化。企业进行原创技术研发时，既面临技术风险又需承担被仿冒风险，而模仿者却能以低廉成本攫取市场利益。

　　要打破当前制度层面的深层困局，关键在于从根源上重塑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模式，推动二者关系向更高效、更协同的方向演进。从政策层面来看，应当从选择性扶持转向功能性引导。具体落实中，财政补贴的投向需实现战略性调整：摒弃以往侧重支持企业扩大产能规模的思路，转而将资金重点倾斜至基础研究领域与共性技术突破项目，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技术底座；税收优惠政策则应建立与企业创新能力直接挂钩的联动机制，将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核心专利授权数量及质量、技术成果转化效率等关键创新指标，作为确定优惠幅度的核心依据，真正引导企业将资源聚焦于创新活动。法治建设必须成为制度重构的基石。在产权保护方面，亟需建立全国统一的产权登记与纠纷仲裁平台，显著缩短维权周期、降低维权成本，特别是完善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使侵权成本远高于侵权收益。在公平竞争领域，应将审查范围从增量政策扩展到存量政策，引入第三方独立评估机制，系统性清理各类隐性壁垒。最新出台的《民营经济促进法》为此提供了法律框架，其关键在于刚性执行禁止所有制歧视、破除地方保护的条款，让法律真正成为市场规则的守护者。

　　■二、从价格厮杀转向创新驱动的生态协同

　　民营经济深陷“内卷式”竞争的关键症结，在于市场机制的功能性失效。当资源配置的核心逻辑从效率优化异化为价格博弈时，企业生存策略必然滑向低水平重复。这种异化首先表现为要素流动的梗阻。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因行政分割与制度壁垒无法向高价值领域自然集聚，企业被迫在有限空间内进行存量争夺。户籍制度限制人才跨区域流动，地方保护阻碍资本按市场规律配置，数据孤岛制约技术协同创新。要素价格信号的失真进一步放大了市场扭曲。行政补贴干预成本结构，环保标准执行差异变相降低合规成本，使得真实生产效率被掩盖。当低价倾销者能通过政策套利存活时，优质企业反而面临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更深层的矛盾在于需求侧与供给侧的结构性错配。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的潜在需求因市场供给同质化而被抑制，企业创新因缺乏市场需求支撑难以形成正向循环。市场调节机制本应通过价格波动引导企业调整供给结构，但在信息不对称与短期逐利驱动下，企业更倾向于模仿成熟产品而非探索未知需求。

　　破解市场失灵需要重构竞争范式，核心是建立创新驱动的生态协同体系。首要任务是打通要素优化配置的通道。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清理能源、电信等领域的隐性准入限制，通过负面清单管理明确市场边界。推动要素价格真实反映稀缺程度，建立以创新绩效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机制。金融机构可依据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专利质量等指标动态调整信贷支持，土地供应优先保障高技术产业用地需求，数据要素则需通过权属界定实现跨主体共享。这些改革旨在矫正被扭曲的价格信号，使资源配置回归效率本源。强化需求侧对技术创新的牵引作用具有关键意义。政策设计需创造初始市场空间以降低企业创新风险。政府试用采购可为新技术提供验证场景，首套装备应用补偿机制能缓解市场推广阻力。将碳排放标准、智能制造要求嵌入公共项目招标，可倒逼企业提升技术含量。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家标准制定，有助于推动行业竞争从参数竞赛转向标准引领。更重要的是激发消费升级的内生动力，通过质量认证体系重建消费者信任，使创新产品获得应有的市场溢价。

　　■三、重塑企业家精神与社会创新文化

　　民营经济陷入“内卷式”竞争的深层困境，不仅源于制度缺位与市场失灵，更植根于社会价值观的异化与企业家精神的退化。当短期逐利成为普遍生存逻辑时，企业的战略视野必然从长期价值创造收缩为即时收益博弈。这种价值扭曲首先表现为创新文化的式微。在资本快速变现的示范效应下，技术研发因周期长、风险高而被视为非理性选择，企业更倾向于模仿成熟产品或套取政策红利。功利化价值观通过教育体系与社会评价机制不断强化，职业教育偏重技能速成而忽视批判性思维，商业成功案例多渲染资本运作而非技术突破，社会对企业优劣的评判过度依赖营收规模而非创新质量。这种环境倒逼企业家精神异化为“套利型”生存智慧——管理者将价格战视为常态，将研发投入看作不可承受的风险负担。

　　更隐蔽的制约来自既得利益格局的固化。在低效竞争模式下形成的政商联盟、行业垄断联盟等利益网络，天然倾向于维持现状。任何可能颠覆现有格局的技术变革或模式创新，都可能遭遇系统性排斥。

　　破解价值困局需重塑“创新-责任-长期主义”三位一体的文化生态。企业家精神的重构是核心起点。政策设计应改变对企业的激励导向，将研发投入强度、专利质量、员工技能培训支出等长期指标纳入信用评价体系，引导金融机构优先支持创新导向型企业；改革企业家荣誉评选机制，设立“技术攻坚勋章”“绿色转型先锋奖”等专项荣誉，强化社会对创新价值的认同。建立企业家创新能力培训体系，联合高校开设技术趋势与可持续发展课程，提升管理者对创新规律的认知深度。这些措施旨在矫正“重规模轻质量”的扭曲激励，使企业家精神回归价值创造本源。利益相关方协同网络的完善是生态落地的保障。企业的行为选择深受供应链、消费者、投资者等多方主体影响，需通过规则重构形成正向反馈循环。建立“链主企业责任清单”，要求行业龙头向上下游中小微企业开放技术标准与检测平台，避免重复研发导致的资源浪费；设计绿色消费激励机制，对购买低碳产品的消费者给予税收减免，通过需求端倒逼企业环保投入；引导机构投资者延长考核周期，将ESG绩效与研发投入占比纳入投资决策模型，遏制资本对短期套利行为的助推。

　　作者系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教研室主任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国外学界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1CZX005）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