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业协同”驱动制造业转型的理论逻辑

　　（一）分工深化：从产业间分离到产品内融合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绝非此消彼长的静态替代，而是在分工深化中动态演进的辩证统一。人类经济史经历了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与产品内分工三个层次的跃迁，每一次跃迁都重塑着两业的联结形态。以中山古镇灯饰为例，过去四十年累积的优势主要集中在“造灯”环节，而当前最稀缺的能力恰恰是“灯光设计服务”“智能照明解决方案”等软性服务——这正是分工深化规律在地方产业层面的具体投射。

　　（二）服务增值：从产品制造商到解决方案提供者

　　服务供给可分为基础服务（售后维修、零部件供应）、中等服务（培训咨询、金融服务）与高级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绩效保障合同）。服务层级越高，企业价值增值空间越大，但所需的能力积累也越深厚。

　　中山灯饰产业集群的发展历程印证了这一逻辑：古镇灯饰从“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的家庭作坊起步，完成了生产规模的原始积累，但要跨越“千亿级”门槛，必须从“卖灯”转向“卖光环境”。从“卖产品”到“卖解决方案”，本质上是制造业核心能力体系的根本重塑。

　　（三）协同集聚：从地理集中到网络共生

　　研究表明，两业协同集聚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我国大多数城市的协同集聚水平仍处于规模不足阶段。这对中山具有重要启示：中山传统产业集群的两业协同水平尚未达到最优区间，扩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规模、提升协同质量，仍有较大的效率提升空间。

　　二、中山传统产业集群转型的现实困境

　　（一）“不敢转”：路径依赖与风险规避的锁定效应

　　中山传统产业集群以中小企业为主体，长期浸润于“接单-生产-交货”的代工模式，形成了高度固化的“产品思维”。专用性资产投资形成了沉没成本锁定，企业担心转型意味着既有设备、技能、渠道的废弃；同时，代工模式的稳定收益形成了心理账户依赖，企业主对转型后的不确定性收益持审慎态度。不少企业陷入“不转型等死、转型怕死”的两难。

　　（二）“不会转”：服务能力与要素禀赋的双重短板

　　从“造产品”到“做服务”，需要全新的知识基础、组织流程与人才结构，这对中小企业是巨大的能力挑战。正如《广东省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白皮书》所指出的，珠三角地区传统产业融合度显著低于先进制造业，是未来升级的核心痛点。

　　（三）“转不好”：协同不足与生态缺失的系统性制约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个别企业虽实现服务化突破，却因产业链信息壁垒、“链主”整合力不足、平台协调缺位，陷入“大企业建不起平台、中小企业用不上平台、专业机构接不上平台”的断裂格局，难以形成集群协同扩散。其本质是信任机制与集体行动能力缺失所致的创新生态薄弱，使转型成果难以从“盆景”扩展为“风景”，成为制约整体跃升的系统性瓶颈。

　　三、机制重构：构建“三维驱动”的转型支撑体系

　　破解“不敢转、不会转、转不好”三重困境，须从政策赋能、集群协同、企业落地三个层面进行系统性制度设计，形成“宏观引导-中观支撑-微观活化”的完整传导链条。

　　（一）政策赋能机制：从“普惠扶持”到“精准滴灌”

　　政府应定位为“制度供给者”“风险分担者”与“生态培育者”的统一体。

　　制度供给层面，当前服务型制造企业面临认定标准模糊、服务收入核算方法缺失等障碍。中山可率先探索建立服务型制造企业分类认定体系，明确“产品+服务”融合业务的收入确认规则，将研发设计、数字服务等服务性收入纳入增值税抵扣链条，从制度端降低转型的隐形成本。

　　工具创新层面，应超越传统“财政补贴”思维，探索“券类”政策工具与“场景开放”机制。

　　激励约束层面，将服务收入占比、研发投入强度、数字化水平纳入企业评级与园区考核，对转型成效显著的企业在用地、用能、融资等方面给予优先保障，对长期停滞的企业逐步压减普惠性扶持，形成倒逼转型的制度压力。

　　（二）集群协同机制：从“地理集中”到“网络共生”

　　集群层面的机制重构，核心在于推动两业协同从“空间邻近”迈向“功能耦合”，需“链主”带动、平台赋能与共享制造三管齐下。

　　“链主”带动方面，支持龙头企业将内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服务能力独立出来，面向产业链上下游开放共享。

　　平台赋能方面，聚焦灯饰、家电、五金等优势产业培育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借鉴深圳“灵鹿未来”AI设计平台的经验，探索建设“中山灯饰设计大脑”等行业大模型。

　　共享制造方面，探索建立共享工厂、共享研发中心、共享检测中心等新型组织，让中小企业以租赁替代购买、以共享替代独占，降低转型门槛。

　　（三）企业落地机制：从“能力构建”到“价值重构”

　　数字化改造是转型的技术前提。企业应推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营销服务全链条的数字化，实现“上云用数赋智”。

　　价值重构是转型的深层变革。传统制造企业的价值主张是以最低成本提供标准化产品，服务型制造则是以最优方案满足个性化需求。这要求企业重新定义目标客户——从“价格敏感型大众市场”转向“价值导向型细分市场”；重新定义竞争方式——从成本领先转向差异化；重新定义盈利逻辑——从规模经济转向范围经济，最终从产品生产者演变为价值共创平台。

　　四、差异化转型路径的实践进路

　　两业协同转型绝非一刀切的标准化进程。基于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特征与区位条件的差异，中山四大传统产业集群应探索各具特色的转型路径。

　　（一）小榄五金：技术突破与系统集成

　　小榄五金以精密锁具、铰链等制品见长，模具设计与精密加工能力较为突出。其转型方向应聚焦两个维度：一是技术嵌入，依托现有模具基础向智能锁具、物联网传感五金延伸，将芯片、通信模组嵌入传统产品，实现从功能五金到智能五金的跃升；二是系统集成，突破单一零部件供应商的定位，向智能门禁系统、智能家具五金系统等整体方案提供商转型。

　　（二）南头家电：平台生态与品牌跃升

　　南头家电集群以TCL等龙头企业为引领，具备较强的品牌影响与渠道控制能力。其转型应以平台化为核心策略：搭建智能家居生态平台，整合智能家电、智能安防、智能照明等多元设备，从“卖家电”转向“卖智慧生活方案”，构建“产品即入口、服务即黏性”的商业模式。同时，以自主品牌建设突破“代工贴牌”的路径锁定，从性价比竞争转向品牌溢价竞争。

　　（三）古镇灯饰与沙溪服装：设计赋能与柔性定制

　　古镇灯饰与沙溪服装同属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同质化竞争加剧的共性压力，但路径各有侧重。

　　古镇灯饰应从制造中心向设计中心转型——建设灯饰工业设计研究院，培育本土设计人才，借助AI设计平台推动设计流程的智能化。同时发展“灯光设计服务”“智能照明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服务，从“卖灯具”转向“卖光环境”。

　　沙溪服装应聚焦“柔性定制”与“品牌出海”。在生产端，建设小单快反的智能化生产线，整合3D量体、智能裁剪、数字印花等技术，以快和准对冲成本劣势。在销售端，依托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拓展出海渠道，从贴牌代工转向自主品牌出海，探索“服装+文化”的跨界融合路径。

　　（四）深中协同：区域协作的双向赋能

　　深中通道通车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山的区位价值。中山应主动承接深圳科技服务、金融服务、设计创意等高端服务业的外溢资源，同时在“深圳链主+中山配套”模式中争取从零部件供应商升级为联合研发伙伴，深度参与产品定义与标准制定。在“深圳研发+中山转化”模式中，建设中试基地、概念验证中心等平台，承接深圳科技成果的中试熟化与产业化。这种双向赋能的协同格局，将为中山传统产业集群转型注入关键的外部动能。

　　作者系广东开放大学〈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副教授、博士，本文系2026年中山市社科规划课题“两业协同视域下中山传统产业集群‘产品+服务’转型机制与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