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封100年前的信,静躺在中山市博物馆的库房内。邮戳显示,它于1925年6月25日发自哥斯达黎加。收信人是石岐上基西宁茶馆的黄渭林。信的捐赠者,是在哥斯达黎加出生的第三代华裔后人马格达·阿奇奥(Magda Achio),她的祖父名叫黄渭潮。
近日,当记者将这一发现转告给远在美国的加百利·拉米雷斯(Gabriel Ramirez),他异常兴奋:“我听说他们是三兄弟,也许他就是黄渭潮的另一个哥哥?!”
加百利的外曾祖父黄渭滨是黄渭潮的大哥。为了解家族往事,他去年曾带着女儿千里迢迢回中山西区长洲寻根。“DNA检测显示,我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我一直想知道自己的‘根’在何方。”
然而,因时代久远,村里的“黄渭潮家族简介”并不全面。以至于在该次寻根中,双方很多信息无法对应。如今,这封信的发现似乎印证了加百利的说法,让他手里的族谱更加清晰。
戴着两个手表的中国“大夫”
黄渭潮,是这个家族里故事最多的人,他也是哥斯达黎加的传奇人物。
哥斯达黎加著名侨领黄耀佳告诉记者,黄渭潮是卡尼亚斯(Cañas)的开埠人之一,也是当地学校和消防队的创始人,他曾经营药材店、杂货店,开过照相铺和财务庄。精通中医的他,还用当地草药给人们治病,因而被尊称为“大夫”。同时,黄渭潮也是当地早期的摄影师之一,并擅长绘画。他记录下那个时代的风土人情,也为卡尼亚斯的市政规划提供了参考。这些作品连同他当年使用的工具,都收藏于哥斯达黎加博物馆内。“黄渭潮的西班牙名是Pedro Achío Sánchez,因他在移民局登记时自称‘阿潮’,因此姓为Achio。西班牙人将姓放在名后,以‘父姓+母姓’组合。”
1902年,15岁的黄渭潮离开家乡长洲,此后再也没有回过中国。
加百利和女儿卡门在中山的黄氏大宗祠发现黄渭潮的自画像。
“但他始终记挂着家乡,我曾听马格达说过,黄渭潮平时戴着两个手表,一个显示哥斯达黎加的时间,在这之上的另一只表是中国时间,他希望代表中国的那只手表更靠近他的心房。这是他与中国的情感联系。” 加百利说。
加百利不是唯一一位继马格达·阿奇奥之后前来中山寻根的家族后人,早在2016年,马格达的表弟布鲁斯·伽罗也曾来认祖归宗。他也讲述了相同的手表故事,并透露,为支持中国抗日战争,黄渭潮捐出了自己的积蓄,被当时的中国政府授予六等爱国勋章。
美国金融学教授的“认知空白”
当年随黄渭潮前往哥斯达黎加的还有其大哥黄渭滨(Juan Sánchez),也就是加百利的外曾祖父。但这两兄弟并不在同一个地方发展。“黄渭滨去了乡下做生意。” 加百利的外公黄念祖(Pedro Sánchez),就是黄渭滨的其中一个儿子,后来继承了父亲的生意。黄念祖曾经回国娶妻,后又只身返回哥斯达黎加打拼,留下四岁的儿子与中国妻子在国内。但他无法再回中国,只得在他乡又娶了当地女子Pastora Miranda为妻,即加百利的外婆。
到了加百利这一代,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中国血统,中文对他而言宛如天书。然而,他认为,家族基因仍在另一方面得到延续。“和黄渭潮等从商的一代一样,我和女儿也很擅长与数字打交道。”
现如今在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任教的加百利从事金融学研究三十多年,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但他始终感觉,自己存在一个巨大的认知空白——“外公黄念祖于1967年去世时我只有八岁,他与渭滨现在都长眠于Rio Jimenez 镇的公墓里。因此我对他们那一代人的故事知之甚少。”
他希望能在中山找到一些线索。
跨国寻觅不断,拼接家族历史
2024年8月2日,加百利第一次来到中山。
走进四百多年历史的西区长洲黄氏大宗祠,他先是按照当地风俗,郑重地给祖先牌位敬香,后给初次见面的中国晚辈派利是钱。在祠堂一角,他惊喜地邂逅了黄渭潮的自画像。那是2007年10月27日,马格达·阿奇奥应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的邀请,作为哥斯达黎加华裔专业人士协会寻根团的成员到访中山时留下的纪念物。
加百利(左)学起了中山的醉龙舞。
“黄渭潮也为我的外曾祖父画过一幅类似的肖像。”加百利打开手机展示道。画像中的男子戴眼镜,叼烟斗,衬衣、领带加背心,看上去文质彬彬,正上方写着“黄渭滨君”。长洲的乡亲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幅画像。它瞬间拉近了双方的距离,也纠正了“黄渭潮家族简介”中的笔误——此前他们一直将他的名字写作“渭彬”。
“我能感受到我们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尽管加百利与他们语言不通,但彼此的眼神中都透露着欣喜。
“有时间,常回来。”一位远方表亲紧紧握着加百利的手,一边说着,一边在他的手心反复地写着“回”字。
为迎接远道而来的乡亲,国家级非遗——长洲醉龙的传承人黄金渐与队员们特意在祠堂里展示了一段醉龙舞。加百利看得入迷,也现场学了几招。见父亲如顽童一般手舞足蹈,加百利的女儿卡门(Carmen Elena Ramirez )也难掩嘴角的笑意,她用手机将温馨的画面一一记录。
遗憾的是,加百利外祖父黄念祖的中国妻子与后代在上世纪80年代移民澳大利亚,旧居人去楼空。
如何能获悉更多关于黄渭潮三兄弟的信息?记者协助加百利联系了一些哥斯达黎加的华侨和中山的侨务干部与侨史学者,这一年来,陆续收集到一些信息。FamilySearch网站显示,黄渭潮与当地妇女Tranquilina Margarita Fernández结婚后,至少生了七个儿子、四个女儿。但这位夫人36岁便逝世了,黄渭潮则于1969年去世,享年83岁。但这些英文信息仍需多方印证。
“他们那一代人,为了生活,家族成员分散至各地。由于交通和通信的不便,亲人之间的来往不多。黄渭潮的第二代,仅存最小的儿子,且年事已高。所以,细节的挖掘已难以深入。” 黄耀佳叹息道。
但加百利并不气馁。他的女儿卡门也满怀期待:“我正在学习中文,希望有机会再来中国。”归去,来兮。家族后人的寻根接力仍在继续。
“我从澳大利亚的亲戚处获悉,黄渭潮实际上有六个兄弟姐妹,除了已知名字的三兄弟,还有两个女儿,以及另一个情况不明的。”加百利日前也与记者分享了他的新发现。他表示,当下,许多华人与哥斯达黎加人的子孙后裔,也像他一样,正通过跨国聊天群或寻根组织,追溯着血缘的脉络。那些散落天涯的家族碎片,正如同拼图般被点滴串联成珠,照亮人们心中对根的眷恋与对未来的期许。
在中山市博物馆的库房内,存着一封100年前的信。
黄渭潮是哥斯达黎加的传奇人物,图为他的晚年照。
哥斯达黎加老照片。
加百利外祖父黄念祖的中国妻子与后代在上世纪 80 年代移民澳大利亚,旧居人去楼空。加百利拍下门牌作为留念。
加百利(左三)带着女儿(右三)千里迢迢回中山西区长洲寻根。
加百利郑重地给祖先牌位敬香。
摄影丨余兆宇 易承乐 刘万杰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 刘永盛 二审 明剑 三审 陈浩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