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的夏，来得早而缠绵。才过清明，中山的空气里便满是溽热的水汽，黏在皮肤上，拂不去，挣不脱。我坐在自己小小的房间里，窗外是四季常绿却略显刻板的樟树与紫荆，远处城市低沉的轰鸣日夜不息。这个我出生长大的珠江口西岸城市，给予我一切现代的便利与秩序，却也在我生命的底色里，悄悄埋下了一缕挥之不去的、潮湿的乡愁——那乡愁的指向，是千里之外，一个我每年只能抵达一两次的滇南村庄。

　　我的“老家”，父亲口中的“根”，在云南红河，一个叫朋普的镇子下面的小村庄里。它之于我，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那些年复一年相似的归程；陌生的是，我始终无法像父亲那样，用一种完全自在的、主人的姿态融入那片土地。

　　那儿的时光，是被山峦与云朵重新丈量过的。在中山，时间被课表、钟点和霓虹灯精确分割；而在爷爷的院子里，时间仿佛是一汪深潭，流动得缓慢而凝重。爷爷总爱坐在堂屋的门前，背靠着被岁月磨出温润光泽的门框，一锅接一锅地吸着水烟筒。那“咕噜噜”的水声，低沉而富有节奏，像是这片土地的脉搏。他不常说话，只是用那双因长期劳作而关节粗大、布满沟壑的手，默默地给我指认：那是我们家的老房子，年轻时一大家子人就住在那里；那是村子东头的古井，从前一村子人都是去那里挑水来喝，井水清澈甘甜，滋养了这个小村子的每一个人……他的话不多，却字字像石头，沉甸甸地落在我的记忆里。

　　奶奶则是老屋里流动的温暖。她的世界，永远围绕着灶台、鸡棚和晾晒着各色食材的竹匾。我和父亲尤其爱吃她制作的年糕（云南人称之为“饵块”或“粑粑”）。这几年我们回去，每逢天冷烤火的时候，奶奶总会恰逢其时地烤上几块给我们解解馋、填填肚子……当它在炭火上烤得微微鼓胀，散发出纯粹而热烈的米香时，我便觉得，这或许就是“故乡”最实在的滋味。

　　黄昏是最慷慨的画家。城市的黄昏，常被高楼切割得支离破碎。而朋普的黄昏，是一场恢宏的、没有边界的演出。夕阳将西天的云絮点燃，从璀璨的金，到浪漫的玫紫，再到沉静的靛蓝，变化万端。山峦的轮廓被镀上毛茸茸的金边，田野里蓄着的水，则变成了一片片洒落的碎金。晚风从高山盆地里升起来，带着白日阳光晒过的草木香，还有隐隐约约的、谁家煨腊肉的咸鲜气。寨子里炊烟袅袅，不是孤单的几缕，而是家家户户升起的、连成一片的淡青色烟霭，温柔地笼罩着黑瓦的房顶。这时，会有悠长的呼唤声，用我半懂不懂的土话，唤着孩子的乳名回家吃饭。那声音在山谷间回荡，悠远，苍凉，又充满人间的温情。

　　而离别，是每一次相聚早已写定的结局。归期愈近，家里的气氛便愈是平静，平静底下，却涌动着不言的暗流。临行前夜，奶奶必定在灯下忙碌到很晚。第二天天不亮，调好的闹钟把我们吵醒，却总发现他们起得更早。昏暗的灯光下，几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和大大小小的瓶罐已立在门边。里面是新米、腊肉、自家腌的各种咸菜，还有奶奶晒的菌干、爷爷采的野蜂蜜。袋子散发出的，是山林、泥土与阳光混合的、朴素的香气。

　　车子发动时，天边才刚泛起鱼肚白。他们照例只送到家的大门口。父亲总会提醒我，给爷爷奶奶一个拥抱。奶奶则会摸摸我的肩膀，她的手粗糙而温暖，嘴里反复叮咛：“小孙子，好好读书，莫挂念我们。”爷爷依旧沉默，只是深深地望着我们，手里的烟筒忘了吸，那一点红光在熹微的晨光里，寂寞地亮着。车开了，我回头，看见两个身影在家门前，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终与那片黛青色的砖瓦房融为一体。每一次这样的告别，都像从我身体里，生生抽走了一部分温暖而柔软的东西，留下的空洞，需要回到岭南后，用很长的时间，才能慢慢填补。

　　如今，在高三繁重的课业间隙，在模拟试卷的缝隙里，那个滇南的村庄，总会不期而至。我会想起爷爷烟筒里“咕噜”的水声，想起奶奶烤好递到手边的一片饵块，想起黄昏时漫山遍野、燃烧一般的霞光。

　　我渐渐懂得，我的乡愁，是悬在空中的。它的一端，牢牢系在红河那片散发着泥土与炊烟气息的土地上，系在两位沉默而坚韧的老人身上；另一端，则牵绊着我这个在岭南都市里，为未来奋力奔跑的少年。我们之间，横亘着千山万水，横亘着不同的时代与生活轨迹。我无法真正回到他们的世界，他们也难以完全走入我的未来。但这乡愁，这份遥远的、带着痛感的思念，却成了我生命中最深沉的一种滋养。它让我知道，在钢铁与玻璃的城市之外，在喧嚣与速度的生活之上，还有一片土地，以一种古老、缓慢而充满尊严的节奏存在着，那里有我的根，有我血脉的来源。

　　于是，在笔尖划过试卷的沙沙声里，在窗外岭南无尽的湿绿中，我仿佛又能看见，滇南的山坡上，那些被夕阳照得透亮的、层层叠叠的梯田，正像一部摊开的、无字的书，静静地，等待着风的翻阅，也等待着一位远方游子，用一生的时光，去慢慢读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