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孩子的时代，新年，除了可以穿新衣服，吃糖果，放鞭炮外，最开心的就莫过于收压岁钱了。

　　收压岁钱是个郑重的事情。大年初一，我们早早地换好了新衣服，等着爸爸从银行值班回来，然后就排着队给爸爸说新年好。爸爸就会很高兴，笑着拿出早已包好的压岁钱红包出来，一个一个发，有的时候发完了，还会说“去年永德考试成绩最好，再奖励一个！”于是就会再给我发一个。姐姐，妹妹和弟弟都看着流口水。拿了压岁钱，妈妈热气腾腾的饺子也出锅了，于是，拿碗拿筷子的，搬凳子的，拿醋甁的，剥大蒜的，一家六口热热闹闹围着八仙桌，一人一盘，就着醋和蒜“呼啦、呼啦”地吃起来，一边吃一边七嘴八舌地说学校和马场的事情。爸爸这个时候绝对不会提醒我们吃饭的时候不许说话，妈妈也不会说“打个苍蝇要条腿”之类感慨孩子多，吃得多的话来。吃饱了，第一件事就是趁爸爸妈妈还在饭桌上说话的时候躲进旁边房子里，悄悄地把红包打开，哇，有五块的，有两块的，最好的时候便是一张“大团结”——十块钱的，于是就欢天喜地地悄悄把红包重新包好，塞在睡觉床铺的毡子下面。

　　过年期间，最高兴的还是邻居武哥哥来拜年。他是个风趣的人，一来就把我们四兄妹叫在一起，拿出一叠十来个压岁钱红包来让我们抽，有五毛，有两毛，有一毛，还有一块钱的。“看你们谁抽到最大的！”他一边让我们抽，还一边故意逗我们，“这个大，抽这个，真的”，“这个这么轻，肯定不是啦”，等你相信了，一抽却是个两毛，他就在那里得意地笑。等我们一个个在欢呼雀跃中抽，又在“两毛”“一毛”中抽完了红包，他就把那个一块钱的红包拿出来，显得很可惜的样子，让我们大大羡慕又后悔一番。

　　那个时候，大概因为大家都穷，我们对钱没有什么概念，压岁钱其实没有什么用，尼勒克军马场只有一个公家的门市部，而且也没有什么东西卖。就这样，一年年的压岁钱积累下来，也有了好几十块钱，我就把压岁钱锁在我的小木盒子里。后来，爸爸给我买了集邮本，我就小心翼翼地把压岁钱插在集邮本里，前面是邮票，最后一页就是压岁钱。一张张花花绿绿的钞票就这样舒舒服服整整齐齐地躺在我的集邮本里。再后来，妈妈说家里要买缝纫机，我就拿一张“大团结”来给家里作贡献，之后又买自行车啥的，也逐渐作了贡献。我唯一记得压岁钱花得清楚的是，有一年不知道在哪里看书说健身球托在手上常转可以锻炼身体，于是，我花了10块压岁钱，央求邻居的叔叔去伊犁带了一对健身球送给爸爸。健身球终于带回来了，装在厚厚的纸盒子里，是不锈钢的，银光闪闪的，球里面还有铃铛，转在手上会“当啷当啷”地脆响。可惜，虽然爸爸很开心地收下了，但可能爸爸那时候年轻，运动员出身的他身强力健，所以我也从来没见他玩过。不过，后来从新疆回到广东，这对健身球爸爸也带了回来，也许是质量好的缘故，现在还是银光闪闪的。

　　现在想来，压岁钱其实是那个年代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零花钱。那是多么期盼长大的年龄啊，期盼着自己有几毛钱，可以去学校门口哈萨克老大爷的地摊上买一杯沙枣，或者买一小堆“糖糕”，可以在炎热的夏天买一根冰棍，这能让好多同学羡慕好一会。再攒攒，也许能买尼勒克大商场柜台里的5元的简易相机，或者8元“红双喜”球拍呢。然而，我却从来没有买过，都是心甘情愿地贡献给了家里。

　　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和爱人准备好了利是封，里面装了一张崭新的100元压岁钱，我在后面郑重地写上“晴姐，新年快乐，天天快乐”，等她早上醒来拜年的时候发给她。可是，等到她给我们拜年的时候，她又害羞红着脸不知道说什么好，就在那傻笑。我故作严肃提醒她，她才一边笑一边大声地说“爸爸新年快乐！妈妈新年快乐！”